關於現代和獨處可能格格不入的擔憂，並不是最近才出現。史脫爾在一九八○年代寫文抱怨：「當代西方文化使人難以獲得獨處的平靜感。23」他指出，罐頭音樂和最近發明的「汽車電話」是噪音侵入生活各方面的最新證據。一百多年前，梭羅就提出類似的擔憂，他在《湖濱散記》中寫道：「我們急於在緬因州到德州之間架起電磁電報線，但緬因州和德州之間可能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需要聯絡。24」因此，我們眼前的問題是，目前的現代化是否對獨處帶來新的威脅，而且那種威脅比數十年來評論家哀歎的威脅還要緊迫。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想理解我的擔憂，最好的起點是從二十一世紀初那幾年發生的iPod革命開始看起。iPod出現以前就已經有隨身聽了，最常見的形式是Sony Walkman和Discman（以及它們的競爭對手），但這些裝置在多數人的生活中功能有限，例如運動時拿來自我娛樂，或舉家開車長途旅遊時，後座的人可以拿來聽自己的音樂。一九九○年代初期，你站在繁忙城市的街頭，不會看到太多人在上班途中戴著黑色的Sony耳罩式耳機。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你站在同一個街角，可以看到白色的耳塞式耳機幾乎是無處不在。iPod的成功不僅在於銷量大，它也改變了隨時隨地聽音樂的文化。讓iPod為你一整天提供背景音樂，變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對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如此──出門時把耳機戴上，只有在你不得不和另一人說話時，才把耳機摘下來。
相較之下，從梭羅指出的電報到史脫爾指出的汽車電話，那些以往威脅到獨處的科技，是以新的方法偶爾干擾你獨自思考的時間，但iPod是第一次有能力持續地讓你分心。梭羅那個年代的農民可能必須離開安靜的火爐邊，步行進城，查看傍晚的電報，因此打破了片刻的獨處時間，但電報不可能干擾農民一整天。iPod把我們和大腦思維的關係推向了一個新的疏離境界。
然而，由iPod啟動的這番轉變，在後續發布iPhone後，或者更廣泛地說，在二○一○年代隨時連線上網的智慧型手機普及後，才充分發揮潛力。儘管iPod看似無處不在，還是會有一些時刻戴著耳塞式耳機會顯得太麻煩（例如等著被召喚去開會的情況下）或在社交上有點尷尬（例如在教堂做禮拜時，覺得聽緩慢的聖歌很無聊）。智慧型手機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快速瞄一眼──這導致所剩不多的獨處時間蕩然無存。你只要稍稍感到無聊，偷偷地瀏覽app或行動版的網站，就可以立即獲得他人提供的訊息，得到立即的滿足。
現在你可以從生活中徹底排除獨處的機會。以前梭羅和史脫爾擔心大家享有的獨處時光愈來愈少，現在我們需要擔心大家可能完全忘了獨處是什麼狀態。
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獨處的機會日益消失。然而，這類討論之所以變得複雜，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很容易低估這種現象的嚴重性。雖然很多人坦承他們使用手機的時間可能太多了，但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這項科技的影響有多巨大。前面介紹的紐約大學教授奧特在著作《欲罷不能》中詳細描述了一個典型的低估實例。他為那本書做研究時，決定衡量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況25，所以他下載了一款app，名叫Moment，那可以追蹤你每天看螢幕的頻率和時間。在啟用那個app之前，奧特估計他每天可能查看手機十次左右，使用螢幕的總時數大約一個小時。
一個月後，Moment揭開了真相：奧特平均每天查看手機四十次，看手機螢幕的總時數長達三個小時。奧特對這個結果相當驚訝，他聯繫了Moment的開發者凱文．霍利許（Kevin Holesh）。霍利許表示，奧特並非異數，其實他非常典型：Moment的用戶平均每天看智慧型手機的螢幕三個小時左右，僅12%的用戶使用不到一小時。用戶平均每天查看手機三十九次。
霍利許也提醒奧特，這些數據可能還偏低了，因為會下載Moment的人已經很在乎自己的手機使用習慣了。「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沒注意到，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手機使用，所以沒想過追蹤。26」奧特總結道，「他們相當可能每天看手機的時間超過三個小時。」
上面提到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數字，只計算用戶看螢幕的時間。如果把聽音樂、聽有聲書、聽播客的時間也加進去（Moment不測量這些時間），你會更清楚看到我們如今已經很習慣從日常體驗中消除獨處的機會。
為了簡化討論，我們為這種趨勢取了一個名稱：
喪失獨處機會
在這種狀態下，你幾乎沒有時間獨自思考及擺脫他人思想的影響。
近至一九九○年代，我們仍不太可能喪失獨處的機會。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情況迫使你獨自思考，不管你想不想做，例如排隊、搭擁擠的地鐵、走在路上、在院子裡幹活等等。如今，就像前面所述，這種情況變得很普遍。
當然，關鍵的問題在於，「喪失獨處機會」與我們有關嗎。當我們抽象地探索這個問題時，答案不是馬上顯而易見。「獨自一人」的概念似乎沒有吸引力，而且過去二十年來，我們一再被灌輸一種觀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愈多愈好。例如，二○一二年臉書公開上市時，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得意洋洋地寫道：「臉書的創立，……是為了達成一項社會使命──使世界更開放及相連。27」
這種對聯繫的癡迷顯然過於樂觀，而且很容易讓人輕忽其浮誇的野心，但是當我們把「喪失獨處機會」放進本章前面討論的概念時，把溝通看得比反思還重要就成了令人擔憂的問題。首先，當你迴避獨處時，你錯過了獨處的好處：獨處可以幫人釐清難題，調節情緒，培養道德勇氣，強化人際關係。所以，長期失去獨處的機會時，生活品質也會惡化。
獨處機會消失也會帶來新的負面衝擊，我們現在才剛開始理解那些影響。想要瞭解一項行為的效果，一種很好的作法是研究把那個行為推向極端的族群。說到隨時隨地連線上網，這種極端的行為在一九九五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身上特別明顯──他們是第一批進入青春期時，已經很習慣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持續連線上網的族群。他們的父母或老師通常可以證實，這個世代無時無刻都在使用數位裝置。﹝「無時無刻」這個用詞並不誇張28，常識媒體公司（Common Sense Media）二○一五年做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平均每天花九個小時在媒體上，包括簡訊和社群網路。﹞因此，這個群體就像礦坑裡的金絲雀，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身上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如果持續喪失獨處機會真的會造成問題，那應該會率先出現在他們身上。
我們發現，結果正是如此。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隨時連線的世代受害，是我開始撰寫這本書的幾年前。當時一所名校的心理保健所邀請我去演講，我與該所的負責人聊天。她告訴我，她看到學生的心理健康出現重大的變化。直到不久之前，該校的心理保健所主要是處理幾十年來一樣常見的青少年問題，例如思鄉、飲食失調、一些憂鬱症、偶爾出現的強迫症等等。但後來一切都變了，來尋求心理諮詢的學生人數似乎一夕間大增，青少年常見的心理問題中，最主要的是焦慮，那在以前反而是比較少見的問題。
她告訴我，每個學生似乎突然間罹患了焦慮或焦慮相關的疾病。我問她是什麼因素導致那種變化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那可能與智慧型手機有關。焦慮相關的疾病突然大增，正好和第一批在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中長大的年輕人開始上大學的時間相同。她注意到這些新生不停地、瘋狂地處理及傳送訊息。顯然，那種持續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擾亂了學生的大腦化學反應。
幾年後，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珍．涂溫吉（Jean Twenge）證實了那位負責人的預感。涂溫吉是研究美國年輕人世代差異的全球頂尖專家。二○一七年九月，涂溫吉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指出，她研究這些趨勢超過二十五年了，而這些趨勢幾乎總是以漸進的方式出現及成長。但是從二○一二年左右開始，她注意到青少年情緒狀態的衡量數據出現了變化，但不是漸進式的變化：
線形圖的緩坡（按出生年份描繪的行為特徵改變）變成了陡坡和陡峭的懸崖，千禧世代的許多獨到特徵開始消失。在我分析的一切世代資料中（有些資料甚至遠溯及一九三○年代），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29。
涂溫吉稱一九九五年至二○一二年出生的年輕人為「i世代」（iGen），他們和之前的千禧世代相比有明顯的差異。最大、也最令人不安的改變是i世代的心理健康。涂溫吉寫道：「青少年罹患憂鬱症及自殺的比率急速飆升。30」其中大部分似乎是因為焦慮症大增。「說i世代即將陷入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心理健康危機，一點也不誇張。」
是什麼因素促成這些變化？涂溫吉認同那位心理保健所負責人的直覺判斷。她指出，這些心理變化「完全」對應了美國人普遍持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她解釋，i世代的最顯著特色是，他們是在iPhone和社群媒體的陪伴下成長，不知道無法隨時連線上網的時代是什麼模樣，但他們的心理健康為這項特色付出了代價。涂溫吉總結：「這種惡化大多可以歸因於手機。31」
記者班華．丹尼澤—路易斯（Benoit Denizet-Lewis）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調查青少年普遍出現焦慮症的現象時，發現智慧型手機在各種看似合理的假設中是一再出現的徵兆。「在Instagram出現以前，焦慮的孩子確實早就存在了。32」他寫道，「但我採訪的許多父母擔心，孩子的數位習慣──全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回覆簡訊、在社群媒體上發文、癡迷地追蹤同儕刻意營造的形象──是導致孩子陷入焦慮的部分原因。」
丹尼澤—路易斯本來以為，青少年會把上述的說法視為典型的父母碎念而不予理會，但事實並非如此。「令我驚訝的是，焦慮的青少年竟然也認同那個說法。33」接受他採訪的一位住在焦慮治療中心的大學生說得好：「社群媒體是一種工具，但它已經變成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這把我們搞瘋了。」
丹尼澤—路易斯在報導中也採訪了涂溫吉，她明確地表示她當初開始研究時，並沒有打算把智慧型手機牽扯進來：「以智慧型手機來解釋青少年身上出現的負面心理結果，似乎太簡化了。34」但她深入研究後發現，智慧型手機是唯一對應那個變化時間的因素。許多潛在的罪魁禍首是在二○一一年焦慮症開始暴增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例如時事令人精神緊繃、學業壓力持續增加。與青少年焦慮同時急劇增加的唯一因素，是擁有智慧型手機的青少年數量。
「社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似乎是青少年心理問題增加的罪魁禍首。35」她告訴丹尼澤—路易斯，「這些證據就足以逮捕那個罪魁禍首，以後我們得到更多的資料時，也許就足以將它定罪了。」為了突顯出這種調查的迫切性，涂溫吉為她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取了一個直白的標題：「智慧型手機毀了一個世代嗎？」
回到「礦坑裡的金絲雀」那個比喻，i世代的困境讓我們看到喪失獨處機會的危險，形成了強烈的警訊。當一整個世代在無意間把獨處的時光從生活中完全消除時，他們的心理健康受到極大的影響。仔細想想，這其實很有道理。這些青少年失去了處理及瞭解情緒的能力，或不知道如何反思自己及真正重要的事情，或不懂得培養深厚的關係，或甚至不讓大腦有機會休息，抽離社交，去做其他重要的認知整理任務，因為大腦本來就不適合不斷地進行社交活動。失去上述能力而導致心理健康出問題，其實不足為奇。
多數的成年人不像i世代那樣無時無刻地連線，他們喪失獨處機會的情況沒那麼嚴重。但在許多不同的年齡層中，喪失獨處機會依然很常見。如果你以隨時連線的效果來推想其他年齡層的狀況，結果依然令人憂心。我從與讀者的互動中得知，許多人覺得日常生活中瀰漫著輕微的焦慮感。在尋求解釋時，他們可能覺得那是最近的危機造成的，例如二○○九年的經濟衰退、二○一六年充滿爭議的總統大選，抑或是歸咎於成年壓力的正常反應。然而，一旦你開始研究獨處的正面效益，並觀察失去獨處機會的人群身上所產生的痛苦效應，就會出現一個更簡單的解釋：人需要獨處才能蓬勃發展，近年來，我們在無意間從生活中大幅減少了這個關鍵要素。
簡言之，人類先天就不適合無時無刻地連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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