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無國界:芬蘭、瑞典、德國、法國、日本、義大利……的父母,如何教出優秀的孩子?教養要有國際觀,孩子才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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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得到最好的。但這是什麼意思?哈佛大學知名人類學家羅伯特.勒凡指出全世界的家長教養小孩都有三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存活與健康:家長希望小孩能活下來。不過,有些社會由於條件充足,家長可以放心孩子會順利度過嬰兒期,這時就會追求第二個目標,也就是讓孩子學會基本的謀生技能,長大後能自食其力。最後一個目標是自我的最大化,也就是讓小孩在社會上具有競爭力,擁有社會所看重的文化價值,並取得成功。換句話說,就是培養出卓越的孩子。

我曾經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有小孩。我很難受孕,我先生大衛和我一直被不孕的陰影纏繞著,直到我懷了第一胎才釋懷。但我一直很愛小孩,很希望有一天能成為母親。後來我好不容易懷孕了,胎兒卻差點活不下來。懷孕第七個月時,我嚴重出血,醫師跟我們說胎兒可能不保。直到小不點班傑明呱呱墜地,安安穩穩躺在我的懷中,我看著他大大的棕色眼眸、稚嫩的臉龐、雜亂的黑頭髮和困惑的神情,心中激起了強烈的保護慾,我才開始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母親,還有如何教養我的孩子才能讓他不僅活下來,還能活得卓越健康。

我的爸爸媽媽於一九六八年從南韓移民到美國,那時我剛出生不久。一九七零年代,我在賓州的小鎮長大,每天都經歷著兩種文化。我的父母親有不少教養方式非常韓國,像是吃飯用筷子,主食是泡菜、海苔和米飯,不能直呼大人的名字,還有必須尊敬親戚和長輩等等。我們家非常重視教育,每天都應該按時寫作業,考試也要拿高分,有時真的壓力很大。但同時他們又很開放,對我和我哥哥想做的事情非常鼓勵,也不會緊張。無論是自己做萬聖節服裝、假裝在溪水裡淘金、跟朋友看好幾個小時電影、吃什麼東西或讀什麼書,他們都不會干涉。當我回顧童年,我真的非常驚訝,我的爸媽竟然對我們做的事和未來的計畫管得那麼少,尤其他們的童年和我們的美國小鎮生活差別那麼大,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當然也會擔心,就像許多希望子女在新環境出人頭地的家長一樣。我記得爸媽曾經低聲討論我們接受的教育到底好不好,還有他們參加韓國移民家庭的聚會時,經常和其他家長討論小孩上的學校,一起研究陌生的教育制度。這些差異有時會更讓我意識到自己的不同,察覺自己是學校裡少數的亞裔美國人。

但和許多我這個世代的美國家長一樣,當我回顧過去,往往訝異於當年父母親給了我們不少自由與接納,是現在幾乎得不到的。雖然的我爸媽經常強調標準要設很高才行,卻給了我們非常多時間與空間去嘗試和遊戲,去做我們自己。他們總是為了我們盡心盡力,相信我們有潛力成長茁壯,卻不會時時想塑造或改變我們。

二十到三十歲那幾年,我在日本住過幾次。起先是學日文,後來是為了亞洲史博士論文去做研究。我在鄉下山區的一個偏遠小鎮遇到了大衛。他和我一樣到日本來學日文。後來我和大衛回到美國,並決定結婚,但我們知道我們倆一定會再回到日本,甚至在那邊生兒育女。不過無論我們的小孩在哪裡長大,我都明白我很愛美國,也曉得我的韓美成長背景和我先生的猶太美國人教育將深深影響我們家庭的未來。

現在我們有了四個孩子,實在很難想像我曾經覺得自己很可能一輩子都當不了母親。不過,有了孩子也讓我學會謙卑,發現原來家長有那麼多事必須決定,教養有時實在很困難,而有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為了孩子做了對的選擇和對的事情。

孩子出生前,我對不少事情很有把握,例如我會不准他們吃垃圾食物或看暴力節目,只要他們在和平的環境中長大,就不會對戰爭或武器感興趣。我會用心關照他們,留意他們的感受,並成為一個寬容又呵護孩子的家長,給他們一個安全的堡壘。

班傑明五歲、他弟弟丹尼爾三歲那年,我們全家搬到了東京。我已經當了五年母親,非常確定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教養方式(至少是我試著做到的教養方式)是最好的,也覺得自己一直做得很對。我們家的成員愈來愈多,兩個女兒米雅和安娜貝爾都在日本出生。美國社會一直教導我要將孩子的需要放在最優先,給他們很多選擇,用讚美讓孩子擁有自信。

而我認識的美國家長都和我一樣,努力讓孩子遠離各種危險,騰出「優質時間」陪他們玩(不然就覺得沒有好好陪小孩)。我和我的美國朋友努力尋找正確的課程、玩具和書籍以培養孩子的發展,監督他們跟其他小孩的關係與衝突,為了孩子跟老師和教練據理力爭,指導他們該怎麼利用空閒時間。我們全力以赴,就為了成為最棒的家長。

但當我的孩子開始上日本的學校,我們開始認識日本家庭之後,我發現那邊的教養方式非常不同,但孩子一樣卓越,有的甚至更出色。日本的母親對我嚴格控制孩子吃甜食、看電視和密切注意孩子一舉一動的做法大感驚訝。

我的日本朋友和我不同,他們通常讓孩子自己去學習和其他小孩相處,也不會密切注意孩子的一舉一動,或擔心沒有給小孩正確的發展機會。雖然我覺得日本的母親管得很鬆,卻常訝異於他們的小孩非常成熟又有教養,很有能力又討人喜歡。這些小孩所受的管教方式在我認識的美國家長眼中可能一方面太消極,一方面又太嚴格,但這些孩子確實個個頭好壯壯。

於是我終於發現一件事,徹底轉變了我的看法。那就是我奉為宇宙真理的教養原則其實是美國文化的產物。日本家長對於什麼是最好的教養方式有自己一套看法,而且經常和我的理念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

我一直以為美國人的教養方式是最好的,不僅最先進也最能啟發孩子,結果卻不盡然。是我們自己認為美國的方法最好,因為我們就是這麼被教導的,覺得必須這麼做才能讓小孩擁有許多家長重視的特質(如快樂、高成就、富創意、善於表達又與眾不同)和價值觀(如平等精神及物質成就)。過去的家長曾經認為小孩有耳無嘴,孩子的感覺與權益不如大人優先。面對這樣的歷史包袱,我們這個世代的家長決定反其道而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每個家庭都是不同的,而我們也必須明白美國的高度多元化社會勢必讓教養方式因著階級、地區、宗教與種族而異。美國境內就有許多種童年型態,但我認為這些教養方式都有一個強烈的美國特色,而且在中產或富裕家庭特別明顯(這些家庭的小孩都會上大學)。本書要討論的就是這個美國特色。

除非跳出來看,否則我們不一定能察覺這個特色。我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一直沒有察覺我們文化中「好家長」對孩子保護、參與及栽培的程度,直到我發現自己的行為在美國大多數城市和公園遊樂區是稀鬆平常,但在日本卻顯得驚世駭俗,我才意識到這一點。日本的父母親不能理解我為何在遊樂區裡跟著孩子到處跑,老是和孩子談論他們的感覺,給他們那麼多選擇,容忍他們跟你討價還價,還有我為何不讓小孩參加托兒所的夏令營。

回到美國後,我已經變了一個人,也不再是過去的母親了。我在購物中心聽見一名父親對剛坐完旋轉木馬的小寶寶說「你好會騎馬喔!」,心裡只覺得不能理解。對他來說這麼做理所當然,所以才做得那麼輕鬆自在,但他那種過度的讚美卻讓我聽了很刺耳(但我是過來人,很了解他的感受,換作幾年前我根本不會有任何感覺)。我已經擁有不同的文化視角了,而這樣的視角是我在國外教養小孩學到的。

能在美國教養小孩,我覺得很幸運。十年思考、兩年寫這本書,讓我更能欣賞現代美國人教養孩子的正面態度與獨到之處。我們崇尚多元,並努力教導小孩包容他人、追求社會正義(我覺得其他地方都不如美國成功),培養他們一切都有可能和追求創新的態度。我們知道讓孩子覺得自己受到尊重,是獨特而有價值的是多麼重要。美國文化鼓勵家長跟孩子建立溫暖而緊密的關係,而我們也很珍惜這種親子之情。我們重視創意、獨立與個人自由。這些特質都對孩子很有益處,因為我們衷心希望他們長大後能親手打造一個成功而又充滿意義的人生。

然而,我們許多做家長的卻又比過去更惶惶不安,不曉得自己為孩子做得正確不正確,心想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許多外在指標顯示美國的孩童過得並不好。我們的孩童肥胖率獨步全球,每四名孩童就有一名在接受藥物治療,接受精神藥物治療的孩童比例更是某些歐洲國家的三倍。美國孩童的標準測驗成績低於許多國家的小孩,甚至連同情心和創造力都在下滑。我們愈來愈警覺到自己的孩子在許多幸福指標上落後別國的小孩,長大之後更容易犯錯,很難在艱困的經濟環境中生存。

種種憂慮讓我們為人父母的喜悅蒙上了陰影。最近一項針對美國家庭的重要調查顯示,美國家長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就是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岌岌可危,以致於遠比過去幾個世代的父母親焦慮許多。即使我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時間與心力,還是深怕為孩子做得不夠。美國孩童活動太多、壓力太大,做起事來似乎欠缺主動又任性,甚至年紀蠻大了也依然如此。家長也不好過:隨著「好家長」信念而來的,是更大的沮喪與壓力,以致於我們很容易美化其他國家(潘蜜拉.杜克曼的《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孩子不哭鬧》將法國家長描繪成游刃有餘的完美雙親,就是很好的例子)或緬懷往日的「美好時光」。

法國家長並非從不出錯,日本小孩的童年也不完美。沒有哪裡的小孩擁有滿分的童年,而文化也是複雜而變動的,隨時在演化。然而,國外生活讓我的小孩受益良多,是在美國得不到的。一旦明白這一點,我便開始思考:其他文化或國家的教養方式是不是也有什麼真知灼見?其他文化的家長認為怎麼教養小孩才能讓他們茁壯?其他文化是不是找到了孩子先天(演化能力)和後天(社會期望)發展的甜蜜點,是我們能效法的?其他國家的教養方式是不是也能培養孩子的正面態度與關鍵品格,和美國引以為傲的方法不相上下?

這本書就是我尋找答案的過程。二零一零年,我們和四個孩子準備離開居住了五年的日本返回美國。我開始積極尋求各國家長的經驗,想知道更多其他文化的教養智慧,以便融入美國的教養原則中。在世界各地的教養方式裡,我主要著重在孩童幸福指數(依據國際公認的標準,例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權利公約)極高或教養方式有其獨到之處的國家。

接下來那一年,我造訪了芬蘭、中國、南韓、德國及日本,還訪問了住在美國的廿五個國家的家長。來自希臘的克莉絲塔便是其中之一。她和我分享了她回家鄉過暑假的經歷。她可以將兩個五歲的雙胞胎小孩扔給家人或朋友,不需要事前通知,也不用安排活動。小孩可以自由在海邊玩水或拿著大剪刀剪葡萄,家長無須掌控一切,大人們用包容寬大的態度對待孩子,不在乎(甚至反過來欣喜於)他們的瘀青與擦傷,視之為童年完全正常而健康的一部份。

我訪問了全球各地的幼兒、學齡兒童、青少年、大學生和家長,並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訪問了美國想法最創新、最先進的老師和學者(心理學家、教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以了解美國教養方式的優缺點。我沒想到各國家長對於孩子的期望差別那麼大,從穿什麼、吃什麼、怎麼吃到該有哪些禮貌都不一樣,卻又同時訝異於這些看似毫不相關的小看法共同凸顯出一個統一的教養理想。父母從早到晚都陪在身邊的嬰幼兒只會變得非常任性。當孩子認為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而非單獨的個體,只想著滿足個人需求時,反而更能感到歸屬、安全與幸福。有些孩子擁有一切卻覺得疏離,出現各種症狀,就算物質生活富足也於事無補。

我發現了北歐人認為小孩應該睡在戶外的理由(因為他們認為新鮮空氣和盡量在戶外活動對小孩很好),法國人教剛會走的小孩坐在餐桌前好好吃飯的原因(因為他們希望小孩盡早學會欣賞和感謝食物),還有美國的小兒科醫師為何強調寶寶最好睡在嬰兒床裡(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做不只最安全,對小孩的獨立也很重要)並建議家長唸書給小孩聽(以培養小孩的認知和口語能力)。

有時我問家長的問題完全超乎他們的經驗和文化之外,以致於他們一開始根本無法理解我的問題。這是訪談中最有趣、也最發人深省的時刻。一名德國母親感嘆她的小孩幾乎沒時間到戶外活動,其實她的小孩每天有兩小時在戶外玩,大約是美國孩童的十七倍,但在德國家長眼中根本不夠。

我曾經問一名土耳其母親會讓嬰兒哭多久,結果她一臉困惑望著我,因為在她的文化裡,嬰兒必須隨時有人抱著和安撫。我費了一段時間才明白日本家長說我對孩子好像朋友的時候,其實不一定是讚美,因為他們覺得我混淆了朋友(日本人不認為父母親應該是孩子的朋友)和引導者的角色。我應該以孩子的最高利益為考量,指導他們該怎麼做。

每一次訪談都像發現一小塊拼圖,不知道最後會拼出什麼圖案。但我終究還是看出了其他國家和美國到底有哪裡不同。

我見過的家長、老師和研究者愈多(這些人對教養孩子的神聖使命都有第一手經驗),就愈能拼湊全貌。其他國家的父母親和美國家長不同。在我們苦惱於太多選擇,搞不清自己的角色時,他們卻顯得自信與確定。我愈了解美國當代教養方式的由來,就愈感覺我們或許正在為這套自以為進步和現代的方法付出代價。這套方法給了我們選擇,卻也讓我們誤以為只要選得有智慧,就能徹底而完美地塑造兒女的未來。

許多領域的專家都發現,最簡單的做法反而能培養出堅毅、能幹又有惻隱之心的孩子。有時這代表少管一點,例如讓小孩自己玩,沒有大人在場,即使他們可能會和其他小朋友起爭執,也不要由大人出面解決。有時這表示多做一些,例如要求孩子做家事,讓他們感覺自己很能幹,感覺被需要。

保護孩子不讓他們吃苦,不一定對孩子最好。許多外國家長都深信培養孩子的人格應該和追求學業成就一樣重要。日本、瑞典和法國的家長都告訴我,教導孩子關懷他人、體貼家人、參與家事和重視團體的需求是父母親的首要任務。但我發現在美國和我家雖然也重視這些事情,卻往往鼓勵孩子追求自我表現、獨特性和個人成就,甚至犧牲團體和自己的幸福也在所不惜。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教養已經成為個人的事。尤其當我們(不是社會,也不是其他家長、朋友、家人或老師,而是家長自己)覺得小孩的一輩子都是我們的責任,這種想法更是強烈。我們是哪一種家長,我們的孩子變成什麼樣的人,決定了我們是好是壞。難怪美國家長紛紛陷入了身份認同危機,經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備受評斷。

這些年的研究和經歷讓我明白,許多教養方法不僅和文化有關,也和文化比較重視個人或團體有關。這是一道連續的光譜,一端是個人發展,另一端是團體和諧,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位置。最成功的教養方式都是一致、得到他人支持並信念堅定的。當教養小孩不再只是家長或家庭的責任,而是整個社群的使命,教養就會變得簡單許多。

想了解我們在做什麼,又為什麼這樣做,最透徹(也最讓人謙卑)的做法就是從外國人眼中看我們。本書探討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教養方式,以了解美國家長為何這樣做,其他國家父母親都怎麼做,以及集體智慧如何幫助我們教出能幹又有自信的卓越的下一代。

 

(本文出自平安文化/ 克莉絲汀.葛羅斯-駱《教養無國界:芬蘭、瑞典、德國、法國、日本、義大利……的父母,如何教出優秀的孩子?教養要有國際觀,孩子才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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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莉絲汀.葛羅斯-駱
出版社:平安文化

 

圖片來源:usaid_guatem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