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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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疲倦,但是為什麼?/林宏濤

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於二○一○年出版《倦怠社會》,一時成為報章媒體討論的焦點。作者主要研究領域是現象學和媒體理論,也旁涉文化理論、美學、宗教。該書問世時,他正任教於卡爾斯魯爾藝術與設計學院。這部哲學著作甫出版兩週即銷售一空,書中探討現代社會的「倦怠」現象,顯然許多人心有戚戚焉。在憂鬱症、過動症、專業枯竭和過勞充斥的現代世界裡,或許人們真的覺得累了。

相對於上個世紀的虛無、存在危機、階級對立,倦怠、厭煩、無聊似乎成了社會觀察和哲學探索的熱門話題。作者試圖在極短的篇幅裡提出一個存有學式的解釋,野心不可謂不大。

作者首先套用免疫學的模式,描述上個世紀「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對於自我而言,他者是否定性的,尤有甚者,他者是個入侵者,就像病毒一樣。自我必須否定他者的「否定性」,正如自體免疫系統必須抵抗病毒的入侵。

二十世紀的冷戰時期是他認為「自我」和「他者」典型的敵對關係。可是作者主張說,這個免疫系統的解釋典範在這個世紀裡已經失效,他者在性質的否定性退位成程度上的「差異性」,現代的病理學的根源反而是因為自我的肯定性的無限擴張,自我找不到外來者,免疫系統找不到入侵者,於是轉而攻擊自身,產生神經元的暴力,這就是現代精神疾病的根源。

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傅柯的規訓社會的論述也被功績社會的模型取代,否定性的「不准」變成無遠弗屆的「可能」。規訓社會製造出瘋子和罪犯,而功績社會則是產生憂鬱症病患和失敗者。這個典範的轉移潛藏在社會裡的集體潛意識裡,每個人不斷地追求成功和卓越,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個人都要做自己,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追求自由的結果,成了自願地讓渡出自由。

此外,功績社會裡系統性的精神暴力會引發心理的自我攻擊,也就是認知失調和成就壓力。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憂鬱沮喪的個人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過度積極的人生發動了自己對自己的戰爭。

人生苦短,而功績社會裡的人們卻以過度快速的活動、歇斯底里的工作和生產來回應已經缺乏存在感的生命。外在的威逼轉變成內在自我剝削的強迫症,勞動不再是為了生活的必要性,而是他有過度積極的活動和過度的神經質。

人們毫無抵抗力地追逐新的衝動和刺激,以為越積極活動,他就越自由,卻因而陷於焦慮不安。而快節奏的生活壓縮了時間空檔,甚至消失無蹤。「積極行動的人像石頭一樣,如機械般愚蠢的運作,不斷地滾動著。」

以往敵我分明的世界裡有對象性的憤怒,現在只剩下對整個存在莫名的焦慮恐懼。而當人只有正面積極的力量,也就喪失了「說不」的能力,對於不作為的恐慌,讓他們聽任客體的擺布。

於是,「功績的社會作為積極活躍的社會,慢慢演變成一個『興奮劑的社會』」。過度積極肯定造成無止境的疲憊,使人孤立和隔離。未來的社會就成了倦怠的社會,雖然倦怠可以是「使彼此關係分裂的倦怠」,一種喪失做任何事的動力的倦怠,也可以是「基本的倦怠」,讓人寧靜和放鬆,因而開啟另一扇窗口。前者是「沒有能力做一些事」,而後者是「什麼都不做」,擺脫日常生活的擔憂,找回生命裡的空檔時間。

這個社會圖像的描述太生動了,也太理所當然了。對於想知道自己為什麼喪失「現實感」、為什麼這麼累的讀者而言,這個描述就像是精神分析師的診斷。雖然作者的論證太過跳躍,對現象的描述太簡化,許多錯綜複雜的哲學問題也都只是浮光掠影,讓人讀起來不禁懷疑,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以免疫系統的自體和入侵病毒的模型解釋「自我」和「他者」的關係,雖然看起來很漂亮,卻也很片面。就人的世界而言,他者可以是遠古時代讓人敬畏的大自然,可以是聖經裡必須離絕的「外邦人」,可以是神祕難測的超越者,也可以是死亡,甚至是整個現象世界。

而「自我」在不同的情境裡,也可以是指整體人類、種屬、民族、家戶、個人。因此,對於自我而言,他者可以是未知或不可知的、奧祕的、不確定的,也可能是充滿危險和恐懼的,更可能是被征服者,甚至是被建構起來的對象,知識的界限,更不用說是和自我對話的「你」,也就是互為主體的關係中的他者。

在歷史裡、在科學裡、在存有學裡,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如此繽紛多樣,即使是強調他者的否定性,也可以是動態發展的辯證關係,僅僅以自體和外來者的侵入和對抗的關係,很難說服人說那就是自我與他者的真實關係樣貌。

即使是強調仇外的免疫系統詮釋,也很難說現在就不合時宜了,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政治、性別和價值觀的對立,仍然構成社會裡處處聳立的高牆。人是否真的擺脫了「否定外來者」的免疫系統,轉而因為過度自我肯定而引發新的病症?無論是德國讀者,或是正在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心裡恐怕是存疑的。

雖說如此,作者的詮釋的確描述了部分的存在真相:當自我征服了他者,或是他者黯然退到幕後,失去否定性的自我肯定,一方面是拔劍四顧、失去戰場的戰士,因為他再也找不到敵人,到處都是相同者,都是我輩,而另一方面,他者的否定其實是自我定義自身的根據,因為斯賓諾沙(Spinoza)說:「一切定義都是否定。」有了界限,我們才得以認識自我;失去了界限,也就失去了定義,接踵而至的,自然是喪失了方向感和存在感,只剩下不知理由為何的自我的無限擴張。

人類的這個命運並不只是反映在倦怠上,從神性存有者的除魅,科學的機械主義,到標準化、規格化的工業文明,人的存在層次越來越單薄,而那些原來的存在層次,都是由否定性的他者構成的。我們覺得很累,因為我們窮得只剩自己,被自己促迫不斷積極活動。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人類的思維並不是真正自由的、沒有外在條件限制的。

誠如馬庫色(H.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的社會和思想以及無所不在的傳播,造成了單向度的人,使人喪失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這個解釋下,現代人仍然受限於作為一個「他者」的工業社會技術文明。以現在社會觀之,實在很難說這樣的解釋典範真的如作者所說的悄悄過去了。

其次則是作者所說的功績社會是否真的取代了規訓社會,而現代社會裡的人真的如功績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各憑本事力爭上游?世界每個角落的社會流動真的通暢無阻嗎?「可能」真的取代了「不准」嗎?

二十一世紀一開始就讓全球經濟跌一大跤,金融風暴讓我們看到:階級差異依然存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當中,垂直流動的機會始終是個謊言;如果人不是因為病態的自由而無止境地競逐成就,而仍然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為生活條件而勞動的話,那麼現代人的倦怠就可能是另一種地景:人們同樣是為過勞和憂鬱症所苦,不過比較像是踩著滾輪原地打轉的倉鼠,向上流動對他們而言永遠是國家的神話和資本家的騙局。

而且,如果說,倦怠不是因為自我的無盡競逐卓越和成就,那麼也就沒有所謂「基本的倦怠」,選擇什麼也不做的自由。人們的生活同樣厭煩和無聊,只不過他們不是因為過度肯定的自我失去了方向感,而是對生活屈服,放棄對自我和意義的追尋。

(本文作者現任職商周出版編輯顧問)

 

(本文授權自大塊文化,出處:大塊文化/《倦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