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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值」(value)與「價值觀」(values)有關的理念與運作上,不當引用而造成很大不當影響的,大約就是這句名言了: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
這是1980年代一位名學者提出的,原意是說:一個基層人員收了幾萬元紅包,可能坐牢;一個高官做錯了一個決定,可能浪費國家幾十億預算,卻沒事。於是,在國家金錢損失上是:幾十億元對幾萬元;在個人後果上是:高官沒事對小課員坐牢。
這個說法對比鮮明,話題性十足,感動了許多人。於是,總統引用,經濟部官員引用,政治家、政客都在引用,大小企業家也在引用,升斗小民們更愛引用,每隔一段時日就有人引用,用以嘲諷或批評時事。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還在引用,層級也很高,高到副總統與大企業家還是引用,而比較上使用的金錢損失數字也水漲船高,已高到損失「幾百億,甚至上千億」,聲勢更聳動人心。
套用的範圍也擴大了,例如,「資源誤用」比貪污更可怕,「錯誤的能源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軍方錯誤政策」比貪污更可怕⋯⋯不勝枚舉。
它的原意原來是:貪污太可怕了,但是,還有其他事更可怕。現在轉意成:貪污不太可怕,它被其他許多事遠遠比下去了。
就像原是要比喻「苛政猛於虎」的,宣傳實在太成功,現在的人已經不太怕老虎了,至少也是大大降低對老虎的戒心。
你相信嗎?小課員收了幾萬元紅包而坐牢,若你認為太委屈、不公平,不該這樣處理,那麼,蔚為風氣、形成文化後,「上下交征利」足以亡國,至少敗國,台灣絕對不會成為瑞士或新加坡。
這是最經典的「價值」(很好算,多少錢?)與「價值觀」(誠信,可換算值多少錢?)的不當認識與比評。是「決策能力」與「人格缺陷」乃至「犯法」的不當比評,不只是像蘋果不好比評橘子,這句話更像是麋鹿不應該與龍蝦相比,是不相干的。
別再比了,再比個另十年,國人在「價值觀」——例如誠信的養成上,傷害會更大;對決策能力的提升,尤其是政治決策,也毫無幫助。
退一步想想,我們如果對「錯誤的決策」與「貪污」兩項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比較,會是這樣的——在商業上與政治上應不同,要分開分析,底下先談在商業管理上。
「決策」只是個起頭,後面跟著的是長長一串的「執行」與執行力展現,最後才有了「結果」——如,正面的「成果」或負面的「後果」——上面名言中談的是不好後果,是幾十億、幾百億損失。
為什麼會有「決策」錯誤,其原因舉其犖犖大者,如:
願景、使命、價值觀不清不楚,長程導引上不足
策略(strategy,非決策或決定上的decision)上的不相適應(unfitt)
資訊不足;資源配置不當
規劃能力不足
然後,更重要的是,做成決策後,付諸執行時,又遭逢許多殘酷挑戰,如:
時間及其他資源,多所不足或配置不當
執行力不足,PDCA 不夠;領導人領導能力不足
價值觀所引動的行為與行動力不足
VUCA世界變化太快了,失去了支撐
沒有B計劃,應變不足
於是,當初對或錯的「決策」,加上「執行」上的良窳,終於產生好或壞的「結果」;負責人要負起不管成或敗的當責。
實務管理大師柯林斯(Jim Collins)在財星雜誌七十五週年慶的專訪中,分享了他在廣泛而嚴謹的調查研究後所發掘的決策「祕密」。他說:「最後的結果,事實上是得自決策後長長一段時間裡一連串或大或小的執行,與小決策及其良好的執行力。開始時的決策不管多大,都只在最後『結果』中影響一個小份量而已。」
這一小份量有多大?柯林斯也有進一步的「定量」評估,他說:「以對『結果』的影響度而言,起案時的大決策不會在最後結果100 總分中,佔有如60 分般的比重,而是更像是佔有6 分罷了。於是,最後結果,就是這6 分與中間其他許許多多的0.6 分或0.006分一起加總後所形成的。」他又結論:一個大決策單獨地造成了驚天動地的大結果的故事,只有在教科書或小說中才看得到。
這位寫過《基業長青》、《從A 到A +》等管理暢銷書與長銷書的管理大師還說了個有趣數字,他說:「在真正大決策上,你仍然可以犯錯——有時,甚至是大錯——而你仍然可以勝出。在大決策上,五中對四就夠了。」他說太棒了,他原來不知道的,現在知道後,鬆了一口氣。
所以,在企管實務上,別太緊張,在大決策上不會是一招決勝負,降龍十八掌一定要全打完、舞得透透的。此外,「錯誤的決策」還比「不做決策」好,早點失敗就少點浪費,也多了好多學習。企業界裡有不少失敗卻導向了好大的創新好成果。
在VUCA 世界裡,還有可能是:錯的決策,歪打正著地走向了好的結果。美國矽谷還流傳的經驗是,執行力夠強的,還會回頭吃掉或改正策略。至於,對的決策卻轉向壞的結果上,你就得趕緊梳理原因,找出關鍵學習,提出B 計劃,你並不一定會傻傻地處在那裏被處罰得慘慘的。
一個在HP 流傳的故事是,一位專案大經理做了錯誤決策,終造成了壞結果——是公司百萬美金級的財務損失。大老闆並沒有責怪,但他羞愧地提出辭呈。大老闆接見他時說:「你剛剛學了一個百萬級的經驗,我怎麼能讓你離開呢!」
同樣在HP 的真人實事:曾經把HP 從前任CEO 賠錢與亂局中救出,讓公司轉虧為盈並讓股票大漲的CEO 馬克.赫德(Mark Hurd),卻因在一宗兩千餘元美金的不當報帳後,董事會堅持請他走路。
你還是認為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其實是有很多決策流程或規劃流程,以及現代化技術分析可以幫助的,難搞定的仍是它將面對未來多變難穩的VUCA 世界。貪污是因為定力不足或人格缺陷,卻是很難搞定的。全球第一的CEO 教練葛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說,他不當「不誠信CEO」的教練,也勸別的教練也別當。他們說:我們很難教不誠信的人更誠信。誠信是人類品格冠頂上的大珍珠,誠信反面的貪污則不論大小都是罪惡的淵數。
中國聯想電腦的創立人柳傳志,早期曾說過:給我真正的高技術人才——不誠信也沒關係,我會派十個人在周圍去防範他一個人,終會是值得的。後來,他發現,防不勝防,還防不了。所以,現在聯想找人才,第一要件也是誠信。
別輕視價值觀,輕輕放過貪污了。只因它僅涉及小小金錢數字,輕輕放過這小小「價值」,就會大大傷害那個大大「價值觀」的誠信正直了。別比數值了,價值觀常是「無價」的(invaluable),而且有「普世價值觀」存在的,也有「主流價值觀」存在的——誠信正直就是其一。
上面談的是在商業管理上,政治上呢?
棄醫從政的行政院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直言:「貪污比錯誤的決策更可怕。因為,錯誤的決策裡常是藏有貪污,而貪污之下絕對不會有正確的決策。」誠哉斯言也。
政治上,決策錯誤的最大原因應該是:政治正確、決策者私心、存在貪污、利益團體的巨大壓力,以及決策作業不週不力等。在執行上,則如:「依法行政」的官僚、辦事過程重於成果、權責不清、領導力不足,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們常常發現官員辦事時,有沒有交出成果、或成果有否品質,並不是很重要,而是過程更重要。有些政府單位連預算的使用率,都當成了KPI 在管理。讓決策、執行過程與最後成果都做好,才是管理/領導有道。
更重要的是,別輕視「貪污」。許多學者們口中的貪污藉口,如:貪污只是「零碎的」——它終會染成全面的,再化整為零;是「低階層的」——它終會腐蝕基礎,也與高階層的相互呼應;是「偶發的」——它終會快速成為常態。終是貪污誤國,莫此為甚。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或「貪污比錯誤的決策更可怕」都是不對的,因為「錯誤的決策」與「貪污」不能相比。再比下去會有這種狀況出現:我只貪汙了幾萬元,你為什麼不去查辦那些貪汙幾百萬的?貪污幾百萬的說,那些貪污幾千萬的更可惡,更應先抓,你不打老虎、專打蒼蠅;貪污幾千萬的會說,那個政府官員決策錯誤,誤了國家好幾億,怎麼不先去辦他;當然,誤了幾億的,後面還有幾十億的,再比下去就誤國誤民了。別忘了,政治上,許多錯誤決策可是因為貪汙藏身其中,在國際上亦然。
別輕視、輕談貪污,別為貪汙合理化、脫罪化,也別對「誠信正直」的價值觀懷疑、嘲弄——誠信正直是很難做到,但放棄時,個人及周遭世界會更慘。國際間有一個稱為「國際透明」組織的,他們根據各國商人、學者與國情分析師,對各國公務人員與政治人物的貪腐程度做出評鑑,也結合了國際資料來源,如IMD 等十個國際組織。
他們每年公布一次全球180 國與地區〈年度貪腐印象指數〉。今年2 月公布了2017 年最新資料,最清廉國家是——紐西蘭。其他幾個重要國家又如:丹麥第2,芬蘭、挪威、瑞士同居第3,新加坡第6,荷蘭、加拿大、英國同居第8,美國第16,日本第20,南韓第51,馬來西亞第62,中國第77,印度第81,印尼與泰國同名第96,菲律賓第111,惡名昭彰的海盜國家索馬利亞則是墊底的第180 名。報告結論指出,多數國家處理貪腐問題的進展相當緩慢,全球貪腐現況令人擔憂。
台灣的清廉度排名是第29,比2016 年進步了兩名。但要繼續進步,靠「法律」的最後一道防線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正面、積極、重振「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觀、商業倫理觀,乃至社會道德觀。讓我們一起努力幫助台灣的清廉度前進到全球180 國的前10%——在大學裡,這算是優秀學生的行列。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嗎?別再比了。
在比的時候時,我們在意識裡不知不覺地、論斤計兩地,想賣出社會道德、商業倫理,還有「核心價值觀」——不是「核心價值」,因為「價值」讓我們在意識上又不知不覺地沉淪到計算著「價多少?」、「值多少?」、「值不值?」
還有,在國際卓越企業的經營管理裡,這種「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的說法是完全不通的。也冀望政界有機會能向企業界學習,全民一起從根處、從小處、從思想處,一起提升清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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