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的中產階級如何面對分配不均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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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提到,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影響,政府應該有所作為。

不久之前,底層和中層還能管窺美國夢,但是今天的現狀令許多人的夢想已經破滅。前面談到改革,不只能夠抑制頂層,也能幫助其他人。舉例來說,終止某些濫用或獨占性實務可以提高社會大眾的實質福祉,一般人將花費較少的錢在信用卡、電話、電腦、健康保險和其他產品上。

此外,還有一些行動可以大為改善九九%的困境。

首先,改善教育管道。接受教育的機會影響最大,但我們一直以來所走的方向,例如住宅社區依所得區隔、大幅降低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卻導致公立大學的學費激升。這需要全國齊心協力改善教育機會,尤其是改善公立教育的品質。這又可以寫成另一本書。

有一件事,我們能夠很快就動手去做:改善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不管這些學校的資金是來自政府的貸款、政府保證的貸款,或者私人貸款,由於學生的債務沒辦法免除,因此無法增進學生的機會,甚至是拖垮貧窮但一心向上的美國人的主要原因。有些學生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絕大多數是被更沉重的債務拖累。

很難想像我們允許這種掠奪性的活動繼續存在,而且公共資金支持這麼做更是不合理。公共資金應該用於擴大對各州和非營利高等教育體系的支持,同時提供獎學金,以確保窮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頂層和底層的財富動態。我們說過,稅制如何協助富人累積財富,以及透過各式各樣的誘因將財富留給繼承人,窮人卻得不到稅制的這種幫助。政府如果對窮人提供儲蓄誘因,例如對等補助或者擴大首次購屋優惠辦法,一段時間之後,將有助於建立更公平的社會、提供更多的安全和機會,全國財富也會有更高的比例分配於底層和中層。

阻礙個人實現經濟抱負的兩大因素就是失業和生病。兩者同時發生,則是致命的組合,而且經常和破產畫上等號。美國的健康照護一向由雇主提供,這種缺乏效率且古老的體系,是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成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效率最低且表現最差的一大原因。

美國健康照護體系的問題不在於花太多錢,而是花了錢沒有得到應有的價值,以及太多人無法取得健康照護。歐巴馬的健康照護改革解決了一部分後者的問題,但法院提出質疑,加上公共資金縮減,可能傷害改革的成效。我們的成本之所以很高,部分原因來自保險公司和製藥產業的尋租行為。其他國家已經抑制這些租金,美國卻沒這麼做。

不像美國那麼富有的國家,已經提供全民健康照護,大部分國家視取得醫療為基本人權。但即使不從這種原則性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未能提供健康照護管道已經使健康照護體系更無效率,我們總是遲遲才提供若干健康照護給急需的人。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急診室,而且由於治療延誤,往往大幅增加成本。

缺乏取得健康照護的管道,明顯擴大了分配不均,而這種分配不均又會反過來傷害經濟表現。

這次危機凸顯了我們的失業保險體系不足到可悲的地步。我們實在不應該每隔幾個月,在延長失業保險的財務支持即將截止的時候,才大費脣舌展開政治論戰,挾持失業者為人質。我們面對的新現實是:由於二○○八年經濟大幅衰退,以及大規模經濟將結構轉型,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有大量的長期失業人口。

政府實施的計畫,例如勞動所得租稅扣抵、醫療補助計畫、食物券,以及社會安全計畫,在減少貧窮方面,已經證明效果很好。增加這些計畫的支出,可望進一步減低貧窮。

我們的經濟將經歷大規模的結構轉型。全球化和科技帶來的變動,需要勞工在各部門之間和各工作之間大規模地流動,而市場本身在處理這些變動上並沒有做得很好。為確保這個過程的贏家多於輸家,政府必須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

勞工需要積極主動的協助,幫助他們離開因為新工作創造出來而失去的工作,以及大量投資於教育與科技,確保新的工作至少和失去的工作一樣好。當然,只有在有工作可做的情形下,積極主動的勞動市場政策才能運作。

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改造金融體系,使其回歸核心功能、供應資金給將來的新企業,那麼,政府可能需要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提供資金給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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