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我走過敘利亞內戰,看見自由的代價

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我走過敘利亞內戰,看見自由的代價(圖片來源:pixabay)

「我倒在地上,他們圍在我身邊不斷揍我,用腳踢我牙齒,還有一個男人把軍靴塞到我嘴裡;我試著保護頭跟臉。突然之間氣氛變了,夜幕降臨。那群男人說要是我不開口,就要強暴我。」

『你想要自由是不是?這就是你要的自由!』

與娜達初次碰面時,當我碰觸她的雙手向她問好,娜達卻整個人猛力往後一縮。她看起來精神恍惚、脆弱不堪,敘事節奏斷斷續續,也避免使用「強暴」字眼。不過靜靜地坐了一會後,她的臉卻堆滿各種情緒:哀傷、痛苦,接著回憶湧現。

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

那天清晨,他們來到娜達住處,當時她仍穿著睡衣。空氣相當涼爽,所以她推斷應該是清晨六點左右。娜達聽見喚禮員宣告晨間禱告詞,她也聽到父親起身禱告的聲音。娜達的父親是焊接工,總在晨光微曦時就起身活動。

娜達睜開雙眼,片刻間,她試著不去想今天會發生什麼事,努力幻想現在的生活就跟過去一樣平凡,想像自己仍過著二○一一年群眾抗爭爆發前的生活。

兩天前,娜達接到一通怪異的電話。來電者並非電話簿裡的聯絡人,她盯著手機螢幕,接著按下綠色通話鍵。

「是我,」他說:「我在監獄裡。」

她認得電話那頭的聲音。來電者是她的摯友,也是一位同事。那位男子跟娜達一樣都自稱「社運人士」,不過他先前已被敘利亞政府維安小組帶到拉塔基亞的中央監獄。

「你怎麼會打給我?」娜達往地上一坐,將電話靠在耳邊問道。不過她心裡已經有底,肚子因為恐懼而翻攪著。
「你現在能不能過來一趟?」他哀求著:「能來警察局一下嗎?他們也想問你一些問題。」

其實這位男子的應答,是他們在內戰爆發前就已事先演練過的暗號。

這代表他已落入警察手中,大概還被毆打一頓,甚至被迫供出其他反抗阿薩德政府的社運份子名單。也許警方早就拿棍棒猛搥他的雙腳,還用電線纏著他的睪丸並且通電,或是警察把他的頭壓進水裡,直到他憋氣憋到肺要炸掉才放手。那個男人現在赤裸裸地呈現在警方面前,既脆弱又痛苦不已,娜達盡可能不去想他的處境,但她仍淚流不止。

無論發生什麼事,那男子現在必定已精神錯亂,不得不招出娜達的名字。不過至少他幫了娜達一個忙,就是用電話聯絡,這代表她還有時間逃跑。

娜達掛掉電話後,她坐在地板上整理思緒。娜達對自己說:「冷靜,動腦。」她大可逃跑,但是要跑去哪裡呢?家人都以為她只是學生,這點該如何解釋?再者,逃跑所需的錢哪裡來?護照和機票又該怎麼辦呢?「我知道自己永遠逃不出他們的勢力範圍,所以就留下來面對現實。」她決定留下來。

娜達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先把所有顯示她跟反抗勢力相關的證據都銷毀。要是她被捕,她負責的部門以及工作也會全面停擺。娜達將手機打開,取出SIM卡,再把卡片剪成碎片。接著她檢查整間房子,有條不紊地找出所有文件、照片,還有相機、筆記本與記憶卡,然後將所有可能會暴露反抗行動的證據全部毀損。

就在她機械化地銷毀各種文件、筆記與手稿時,娜達突然想到,不知警察上門時她的父母會有什麼反應。他們對娜達的祕密生活一無所知。當時她跟父母說自己開始兼職「記者」,他們的反應都相當熱烈。不過在她撕著筆記本以及紙張,並且到花園生火焚燒時,反而相當堅毅,一點也不覺得後悔。她跟其他抗議民眾一樣,都認為自己在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家,一個無拘無束的國度。就算她當時趕忙銷毀物證,深知自己即將被捕入獄,她仍然懷抱初衷。兩天後,娜達銷毀所有證物,最後只能等警察上門。

事發前的平靜早晨,總是能在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一早,晨光穿過娜達房間窗戶,灑落床鋪,在被單上映出光暈。娜達記得母親急促地敲著房門,裹著頭巾的臉毫無血色,彎腰跟娜達說話的語氣也緊張不已。娜達仍然躺在床上,母親低聲對她說:「外面停了六輛警車,警察一直喊妳的名字。」

娜達立刻跳下床,現在要逃跑已經來不及。她沒想到警察這麼快找上門。

娜達身上穿著睡衣,從桌上拿起筆電衝進浴室,將浴室門上鎖。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雙手抱頭,接著聽見外頭的敲門聲,再來是拳頭撞擊浴室門的聲響。
「開門,法拉。」敲門的其中一位男子喊著她在網路上使用的假名。

「法拉,開門。這是木門,用力揍一拳就碎了。」
他們又敲了敲門,一敲再敲。
「法拉,我們要進去了。」
他們輕而易舉就將門踹開,發現她躺在地板上。

娜達身材嬌小,她的骨架精細,臉蛋就像洋娃娃一樣,那雙藍色大眼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二十五歲更小。她用頭巾裹著頭髮,不過有幾縷亮麗的棕色秀髮從旁散落而出。

其中一名男子將娜達從地面拉起來。她虛弱地問:「我可以先去穿衣服嗎?」她走進臥室,心臟撲通撲通跳,趕緊套上牛仔褲以及毛衣。

娜達說至今仍讓她永生難忘的是,父母看著她被迫搭上警車時驚訝茫然的神色。儘管娜達心甘情願地跟著警察走,但他們卻打開後座車門,將她推進車內。她回頭看了父母一眼,這個時候她父親走上前,堅持自己有權利陪女兒上警車。他開始跟警察爭執,不過娜達幾乎聽不見對談內容,最後她父親成功上車,整趟車程不發一語。

車子駛往軍事警察局,雖然父親維持沉默,但他的存在卻給娜達無比安慰。一轉眼警車抵達警局,警察立刻命令娜達的父親必須離開。

娜達的父親跟她道別,提醒娜達要堅強。「我看著爸爸離開的背影,」娜達回憶:「我知道接下來我只能靠自己,警察要怎麼樣都沒人攔得住。」

在警局待了幾個小時,這段期間,娜達不斷被毆打虐待,警方甚至不讓她睡覺,還朝她頭部猛踢,導致牙齒插進牙齦,劃破口腔內的皮膚;他們還用槍柄攻擊她的臉、頭部以及腰部。在這些暴力舉動成為例行公事後,娜達體認到這段經歷將在她心中留下陰影,永遠無法抹去。

難以忍受的痛苦

娜達被監禁八個月又三天,期間還不斷遭到毆打折磨,娜達努力記下自己究竟被囚禁多久了,但是身體逐漸虛弱,根本沒辦法清楚感受時間的流逝。她開始覺得自己一點一滴消失,腦海中浮現家人一一離去的畫面。她不知道他們過得怎麼樣,也不知道朋友或其他被捕的同伴現在情況如何。警察告訴娜達,她的同伴已經背叛她,而且阿薩德打贏了這場仗,反抗組織已經大勢已去。「我的心就像掉進無底黑洞。」

這段漫長經歷令人難以置信,她必須忍受的不只是肉體的疼痛:在這八個多月期間,獄警曾興高采烈地告訴娜達,說她的家人已經收到她的死亡通知,或許這才是最令她心碎的時刻。她發現自己的存在被抹去,感到孤單無依。

心靈上的折磨,比肉體的疼痛更令人難以承受。

衣服被扒光後就會遭到一陣毒打,毒打結束後又是更不堪設想的折磨。警察不斷地質問娜達,反抗行動的成員、活動日期,還有她是在哪裡結識敘利亞青年聯盟的成員。有時只有一位員警負責詢問,有時是多人同時審問娜達。她坐在椅子上,詢問者則像狼群一般圍著她轉。警察不斷施壓脅迫,表示娜達如果不吐露實情就會被強暴。

「這就是他們的招式,這就是他們威脅的手法。」

某日,因為她沒有提供警方需要的資訊,警察就把她帶到一個全是男性囚犯的牢房,他們只著內褲。那群男人用渴求地眼神看著娜達。雖然娜達也是被囚禁的犯人,但是他們是男人,而且還是一群被關在牢裡好一陣子的男人。

那些警察告訴我,說要把我丟給這群飢渴的男人,讓他們好好「照顧我。」娜達覺得自己像一隻被狼群包圍的小白兔。

「我是一位非常傳統保守的穆斯林女性,我覺得那群警察就是想讓那堆男人強暴我。所以我開始尖叫,應該叫了三個多小時吧,叫到喉嚨都沙啞紅腫。後來那群人試著壓制我,我也被他們困住了。」

「好,我把真相都告訴你們。」娜達最後終於妥協了。

娜達說她確實提供一些資訊,告訴警方某些細節。但她透露的資料相當有限,因此幾小時後,警察又把她帶到另一個空間,她將這個房間稱為「恐怖房」。這裡異常狹窄,房間寬度恰好是一個成年男子的身寬。警方將娜達的雙手綁在她背後的鐵棒上,接著一個男人拿著鞭子走進來。

「只要他不滿意我說的內容,」娜達啜泣地說著:「他就拿鞭子抽打我。」

之後,娜達會帶著布滿瘀青的身軀,接受下一位審問者的拷打。「那個男人下手毫不留情,」娜達情緒低落地說:「接下來的遭遇我不敢再回想。」

折磨他人以及受他人折磨,這兩件事可說是人性最低層次的表現。施虐者的目的,主要是讓他人承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令受虐者喪失人性。施暴這項行為不僅會破壞施與受雙方的心靈,更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任意對男性或女性施加肢體或性方面的暴力,甚至是更不堪的對待,都是不把對方當人看的舉動。承受如此殘暴的經歷後,心中的傷痕有辦法彌補嗎?喪失的人性有辦法回復嗎?

一輩子的傷害

我在黎巴嫩、埃及、土耳及、約旦、敘利亞的庫德斯坦,還有伊拉克等地的難民營、安全屋,以及大小城鎮來回奔走,總共耗費約四年多,目的是訪問在戰爭期間遭到強暴的女性。我原本只是記者與區域分析師,後來開始替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工作,尋找那些因戰爭而失去至親,並遭到性侵的敘利亞婦女,調查後撰寫紀錄報告。尋找這些婦女並非易事,因為多數受害者不希望與我對談。一般來說,我必須仰賴這些婦女的親朋好友,從他們口中聽出蛛絲馬跡,來追蹤這些受害者的下落。我從未逼迫他們開口,假如他們不想跟我會面,我也會尊重,畢竟他們已經承受太多磨難。

難民營裡有位年輕的男醫生,他的英語口音模糊不清,當我跟他解釋我的採訪工作時,那名醫生竟露出痛苦不已的神情。但我當時完全沒有提到「強暴」這個詞,只用「性暴力」來帶過。「在敘利亞,下場最慘的都是那些無辜的居民。」醫生終於開口:「妳真的有找到那些被碰過的女人嗎?對敘利亞男人來說,這是最難以承受的傷害,因為受苦的是自己的女人。」

在我能夠追蹤紀錄的強暴案例中,絕大多數是發生在拘留營,那些被關在拘留所的婦女,要是不願意乖乖配合,就會面臨遭到強暴的脅迫。某位年輕女子透露,她跟自己的母親被關在一起,而且還被迫目睹母親被毆打。「他們要對我做什麼我都不在乎,但是逼我看媽媽受苦……」那些士兵還告訴少女要強暴她母親,再跟少女的母親說下一個遭殃的就是她女兒。

「這麼沉重的心理負擔,我想你永遠無法體會這種感覺有多痛。」

「在戰爭中,不只是女性會遭受性暴力。」娜達曾經這麼跟我說。

有一天,士兵帶著一位男性囚犯到她面前,逼她看著那名男子遭人雞姦。娜達的語氣毫無生命力,雙手機械式地開開合合,還不時抓著後背包的背帶。她哭出聲,接著又開始啜泣。「我沒辦法解釋自己看到的畫面……我辦不到……我忘不了那個時候看到……另一個囚犯被強暴……那個男人被強暴。我聽到他的聲音……我看到……你聽過男人痛哭失聲嗎?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嗎?」娜達突然起身,用手捂著嘴巴,衝進旁邊的廁所。她轉開水龍頭開始嘔吐。另一位陪同娜達的朋友,也差一點落下淚。

「娜達確實被強暴了,但是她沒辦法說出口,連對自己坦承也辦不到。」那位朋友這麼說,「她連強暴這個字都說不出口。所以當她在談其他囚犯的經歷時,其實她說的都是自己的遭遇。」我不知該對娜達說什麼,也無需再從她身上挖出更多細節。過往的傷痛已經無法抹去,她在獄中見到的畫面與聽到的聲音,也無法從記憶中刪除,永遠刻鑿在她腦中。

「這就是自由嗎?」

艾特瑪營區是敘利亞境內規模最大的難民營,收容將近五萬名流離失所、命運悲慘的敘利亞居民。我來到此處目的是尋找一位名叫拉納的女子,她幫助許多遭到強暴的女性難民,而這些人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倖存者」。

當我爬下一座小山丘,經過設置成淋浴間與水池的供水站時,我發現身後跟著一位小男孩。他看起來跟其他少年沒什麼兩樣,年紀或許跟我九歲大的兒子相仿,他穿著一件藍色連帽上衣與盜版G-Star牛仔褲,臉被帽子遮掉大半。

男孩的臉上全是燒燙傷的疤痕。他的嘴巴形狀模糊,看起來就像一個單純的洞,不僅鼻子難以辨識,耳朵部位也幾乎一片平坦,只剩兩道粉紅色的裂縫延伸到頭頂。我問男孩叫什麼名字,他說自己叫「阿布杜拉」,今年十一歲。

阿布杜拉的父母邀請我進入他們所居住的帳篷,他們告訴我,阿布杜拉去年十月在家鄉哈瑪受了傷。事發當天萬里無雲,恰好也是轟炸市鎮的好時機。那天炮彈降落時,阿布杜拉正在玩電腦。聽見炮彈的爆炸聲後,阿布杜拉嚇得衝出屋外,受到落在住家附近的炸彈波及。

「轟炸那天,我聽見世上最讓我痛心的聲音。」阿布杜拉的父親聽見他不斷哭喊,而從叫聲就聽得出有多痛。

接著阿布杜拉的父親跟娜達以及莎赫尼茲一樣,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們想要自由。」就是因為這句話,監獄的獄警才要對他們百般折磨,這句話是社運份子的心聲,是達拉地區第一波反政府民眾的宣言,更是敘利亞各地村莊省份居民的願望。但阿布杜拉的父親轉頭看著兒子粗糙的臉龐,問道:

「這就是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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