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tocksnap)
我無所畏，勝過放炸彈的懦夫
我很清楚我的人生是在何時改變，是當我看見塔默蘭．查納耶夫（Tamerlan Tsarnaev）的那一刻。那時是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二點四十八分，美國繼「九一一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將在一分鐘後登場，而嫌犯就站在我旁邊。
我們跟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終點線距離半個街區，周圍群眾將近五十萬人。這項大賽是愛國者日（Patriot’s Day）的重頭戲。愛國者日是波士頓的特殊節日，為了慶祝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保羅．瑞維爾（Paul Revere）跟民兵展開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戰。愛國者日在民間也代表春天的開始，尤其波士頓冬季嚴寒，所以一半的市民會在這天休假，到戶外走走。
波士頓紅襪隊（RedSox）按照傳統在上午十一點開賽，同一時間，馬拉松大賽的最後一組跑者開始起跑。下午二點半，棒球迷會從洋基路走上博伊斯頓街，這時觀看馬拉松的群眾更多了。
我跟蕾咪和米雪兒在半小時前來到這裡，準備為我的女友艾琳．赫蕾 （Erin Hurley）加油。那時人行道上人潮洶湧，餐廳與酒吧滿是穿著紅襪隊球衣或波士頓字樣上衣的客人。第一輪中厲害的跑者，已經在幾小時前就結束賽程，但後面陸陸續續仍有跑者抵達終點，圍觀群眾也變得越來越多，包括艾琳在內的多數參賽者是為公益而跑，他們跑得很一般，所以很需要支持，也值得我們的喝采。放眼所見，大家都在歡呼鼓掌，鼓勵他們繼續跑下去，終點線就在前方，很快就要到了。
這時我留意到查納耶夫。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來到我身邊的，只記得當我往右一轉時，就看見他離我很近，也許只有一步之距，他整個人散發出一股怪怪的氣息，戴著太陽眼鏡，白色棒球帽壓得很低，身上穿著太過厚重的連帽外套，那天可沒那麼冷。不過最不對勁的，還是他的舉止，當大家都在歡呼跟觀賽，都很快樂與開心，唯獨他例外。他獨自一人，毫無快樂的感覺。
他肯定是在幹某個勾當。
當他轉向我時，他的太陽眼鏡擋住了我的視線，看不到他的眼睛，如今我才知道他在瞪我，我才知道他正準備殺了我。他一定在想著，不到一分鐘後我就會掛了，所以他的臉上毫無情感、毫無懷疑、毫無懊悔，完全冷酷。
當我再轉頭看時，他已經不見了。
謝天謝地，我心想……
然而我留意到他的背包，那個放在地上的背包，而且就在我的腳邊。我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恐懼，腦中響起在機場常聽到的警告廣播：別讓行李離開身邊，看到可疑行李請向航管人員通報。我左右張望，想找到那個傢伙。
隨後我聽見了爆炸聲，但不像電影上演的炸彈聲，沒有震耳欲聾，而是三聲清楚的砰砰砰，一響接著一響。
接下來的畫面，對我而言沒有任何的模糊混亂，反而清清楚楚。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後來告訴我，這是因為我的大腦被「點燃了」，在爆炸那瞬間變得高度警戒，所以即使記憶支離破碎，每片記憶卻清晰無比。
我記得我睜開雙眼，看見煙霧，接著明白我正坐在地上仰望天空。
我記得有一個女子跨過我面前，而且渾身是血，接著是眾人四散逃竄。
地面上有鮮血、有肉塊，而且燒燙，是駭人的燒燙，聞起來像是地獄在辦野炊。
出了意外，我心想，但不知出了什麼事。
我坐起身來，看見米雪兒躺在地上，離我有一小段距離，臨時護欄壓在她身上，她的小腿被炸開一個洞，骨頭露在外面。
糟了，我心想。
我們的目光對上，她朝我伸出手，我也朝她伸出手，接著她看到我的腿，停下動作，雙眼瞪得很大。
我往下看，我的膝蓋下方空空如也，並且坐在一灘血泊裡，在我自己的血泊裡，而我的兩條小腿沒有了。
我望向四周，四處鮮血淋漓，到處是殘肢肉塊，不只是我的而已。
當醫生還在替我處理傷口時，我的臉已經出現在網路上。
有人認出了我，轉貼到我個人的臉書頁，朋友由此知道了我的事情。沒多久，那張照片上了新聞。
當時德瑞克正跟鮑伯舅舅的員工在鋪路，在休息時間看到消息。
「我呼吸都停了。」後來德瑞克告訴我：「我連呼吸都停了。」
小珍阿姨則帶著柯爾到動物園玩，一看到照片立刻趕回家，她至今還不敢給柯爾看那張照片。
蘇里點開我的臉書，只看到我腰部以上的照片，卻在他點別的頁面時，看到了我的雙腿。他告訴我，那時他大聲驚呼，癱坐在地。
席拉阿姨的女兒艾芮卡在工作的餐廳看到電視新聞，馬上打給在維修站的老爸：「爸，爸！你看到新聞畫面了嗎？傑夫在電視上，他受傷了。」
「真的嗎？」老爸大聲問。他大聲呼叫，上網看到照片後，開始痛哭。
我在好市多的同事也都看到了，他們在休息室看爆炸案的新聞快報，我的照片忽然出現。他們急於跟我聯絡，卻一直找不到我，所以「大隻佬凱文」打了員工檔案上的另一個電話號碼。
但那號碼是我老媽的，她才剛輪完中午的班，沒怎麼留意爆炸案的消息，甚至不記得我有去觀賽。她就是這樣。
「沒有，傑夫沒打給我。」她告訴凱文：「怎麼了？」
「他在馬拉松的現場。」
這時她才會意過來：「噢，他受傷了？他受傷了？」
「應該是。」
「他還活著吧？」她大叫：「告訴我，他還活著吧？」
「我不……」
「什麼意思？出了什麼事？我兒子還活著嗎？」
「抱歉，我不了解他的狀況，但他還活著。我想妳打個電話去醫院吧。」
但她整個崩潰了，大哭了起來，沒法再聽他說。
醒來後，我只想把那壞蛋揪出來
醒來後，我記得的第一件事是看到好友蘇里的臉。他站在床邊，低頭看著我。
我轉頭看見他的前女友吉兒站在床的另一邊。老實說，他們看起來不是很好。
接著我的呼吸管被拿走了，兩個聯邦調查局探員跟麻州警局局長站在我的病床旁，拉上布簾，像影集《法網遊龍》（）（Law & Order）那樣拉來幾張椅子，開始問我問題。
他們問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那傢伙。」
他們叫我形容。
深色棒球帽，深色外套，也許是皮外套，深色太陽眼鏡。
「哪一種？」
唔……飛官那種。
他外套拉鍊拉開，裡面是灰色上衣。還有背包，JanSport的。
「JanSport？你還記得喔？」
很清楚。
他們叫我形容他的外型。
比我高，有鬍渣，膚色淡。
「是白人？」
嗯，白人。
為什麼你會留意他？
「他在幹某個勾當。」
那是我第一次這麼說，但我一直記到現在。我每次想到塔默蘭．查納耶夫，這句話就浮現腦海：他是個壞蛋。不是冷酷，而是憤世、是苦惱。你一眼就知道他不好惹。如果你走路撞到他，他會把你打到滿地找牙。所以是的，他在幹某個勾當。
。他們走後，我整個人累壞了，卻很開心，我做了我能做的，感覺很棒，好像我也是偵查小組的一員。我轉頭看著靜靜坐在角落的老爸：「你覺得我有幫上忙嗎？」
「有。」他說：「在他們跟你談之前，我覺得他們對凶手是誰，一點頭緒也沒有。」
這話讓我不明白。那傢伙站在人群裡，四處都是相機，他們怎麼會不知道嫌犯是誰？怎麼會只有我留意到他？
我哥提姆後來說，他無意間聽到他們離開時在電梯旁講的話。
「你們覺得呢？」其中一位說：「他打了很多止痛劑。」
「不過，我們沒更好的情報了。」另一位說。
人們都想知道我在事發過後那幾天有什麼感受，我會為沒有阻止爆炸案而內疚嗎？我憤怒嗎？我害怕嗎？我是最堅強的波士頓人嗎？
都不是，我只是很開心我還活著。
除此以外，我能感覺的就是很痛─身體的劇痛。這種痛讓你沒什麼精力去想其他事情，就像是你急著要去廁所，急得不得了，當下你就不會有其他什麼念頭了。
我的痛就像這樣。我每四小時就需要吃一次止痛藥，但即使在藥效最強之際，我還是很痛，到處都痛。手臂被炸彈碎片劃破的地方會痛，腹部經手術切開的地方會痛，兩耳鼓膜的裂傷導致腦袋一直嗡嗡作響。另外，背部的燒傷讓我躺著很不舒服，但移動身子更不舒服。
我還無法側躺，而且每當身子只是挪動幾公分，都像是皮膚被扯下來。
每當我的腿碰到任何東西，即便如被單、點滴管或另一條腿等小東西，立刻就一陣劇痛竄上身子，接著腿部的神經像是被點燃的炸彈，隨時準備開火。其他時候的痛，多數是刺痛，像被針扎，有時無預警地變得更痛，彷彿有人拿球棒猛力痛打我雙腿的末端。
咖啡也會讓腿肌收縮發痛，所以我在醫院裡只喝過一次；此外，有些聲音與味道會讓大腿痙攣，疼痛往上蔓延到軀幹，也往下蔓延到不存在的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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