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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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煤事業

Theodore與議長麥爾在1644年協議出的採煤事業,同年夏天即開始動工。9月底,隊長彭恩結束蘭陽平原征戰任務返回雞籠城寨後,同行的二艘快艇──Breskens號與「鯡魚」(Harincq)號,即負有運煤到大員城堡的任務。據載,只要駐地荷蘭部隊協助他們入山採煤,Kimaurij社人對入山採煤之事信心滿滿。不過,事隔年餘,到了1646年初,淡水駐地首長Nolpé派員攜帶100里爾前往雞籠向Theodore收購煤礦時,結局有點出入。100里爾理應可購得500桶煤,以協議中每桶364磅計算,共約182,000磅;不過,Kimaurij社人開採的是沿岸淺層煤礦,冬季雞籠的東北季風讓開採工作相當不順,沖上懸崖的大浪讓工作人員處於險境,且挖出的煤礦大部分時間為海水沖失。因此,公司駐地人員只好答應延期補滿預定的交易量。為了完成應交付的煤,Theodore向公司要求重錘、楔子與尖鋤等工具,荷蘭人方面也答應照辦。此時,原待在北臺灣的公司鐵匠已去世,這些工具只好交由公司的奴隸打造。至於已交付給公司的煤,係按約定每批5桶,每桶364磅;不過,當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再次分別稱這5桶煤的重量時,結果發覺各桶重量有異,最多差到20至30磅。Theodore旗下的人則宣稱他們無法分辨其差異。

到了4月,Theodore與其族人開採的煤礦已達到約定的產量,甚至超過預期。據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的說法:雞籠方面的煤產可在近期達到1,000桶(balijs),淡水當局也已備好現款向雞籠方面收購500桶煤;另外,北臺灣公司駐地人員另有庫存180桶煤。 1,000桶煤按約定即200里爾,加上先前購入的庫存180桶,即36里爾,合計共236里爾。

翌年1647年3月紀錄提到:東印度公司委託Kimaurij社人開採150單位(lasten)的煤;同年5月,運集的煤約有216桶。依此時的計價已從協議時的每桶364磅降為326磅、每5桶1里爾計算,約值43.2里爾。不過,顯然地表淺層煤礦的開採已達限度,Kimaurij社人對日益困難的採煤工作漸有微辭,宣稱無法在原訂5桶1里爾、單桶重量為326磅的價錢下,持續為公司服務。

在這議價過程中,Kimaurij社人暫時占了上風。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給大員方面的書信中,即請求上級長官調高收購價格,理由是當初議長麥爾任上所協議出的價格,係有一但書:若對方之後因利潤不夠而不願意以此價格採煤,公司將會配合其要求調整價格。此時Kimaurij社人已存妥450至500桶的煤礦,待價而沽;Nolpé請求以公司名義收購,這樣一來,加上前一年度北臺灣駐地人員已收購的95桶,可為最近的船運先湊足276單位(lasten)。不過,當時任職臺灣長官的歐沃瓦特,對公司駐地人員與Kimaurij社人之間的煤礦交易價格,荷方採購價持續上揚一事,相當不以為然。

會歪哥的工頭?

歐沃瓦特原則上同意:當初Theodore與議長麥爾間所協議的價格,僅為短時間而訂,有著調整的空間;但是,他將整個問題焦點轉到Theodore本人身上,認為Theodore對待召來的勞工不公:Theodore原本打算付給工作人員的酬勞並不多,且甚至不是現金,而是破布、小塊布與破片,自己則吞走大部分的錢。歐沃瓦特提到:這是Kimaurij社人為何有時不願替公司採煤的另一理由;但是在荷方向對方承諾其工資,並確實發給他們後,Kimaurij社人即有開採的意願。歐沃瓦特甚至進一步懷疑這其中可能有些暗盤。他舉出Theodore不老實且貪財的前例:1644年9月隊長彭恩出征噶瑪蘭時,隨行的Theodore竟趁此機會設法從當地土著那巧奪大筆錢財。歐沃瓦特以一句當時的流行話形容:「自己剪下羊毛,而將豬毛留給公司(…, latende zoo voor de Compagnie de verckens als men seyt, en hij selfs de schapen scherende)」;代表Theodore所作所為是:「好空个攏予貿去,歹空个才留予咱(hó-khang-ê lóng hō͘ bāu khì, pháiⁿ-khang-ê chiah lâu-hō͘ lán)!」我們這位大員高官,甚至認為Theodore在噶瑪蘭地區不受尊重,並要求每當公司得收取任何東西時,得有1名公司方面認為可靠的荷蘭人在場,以免東西遭受侵占。也唯有如此,公司方面才得以了解噶瑪蘭人,並有辦法在適當的時候與對方締結友好。

歐沃瓦特會將採煤之事與噶瑪蘭議題一併討論,係牽涉當時蘭陽平原的局勢;先前提及的噶瑪蘭人向公司納貢乙事,一直沒有進展。1647年春天,北臺灣駐地人員委託Theodore與2名三貂頭人前往蘭陽平原警告噶瑪蘭各社後,發現許多村社拒絕聽命於Theodore他們;在本來即與公司關係不佳的掃笏(Sagol-Sagol)社,Theodore與通譯除了遭對方污辱、禁止入社外,還為對方放箭多達5次,所幸沒傷到任何人;在武暖(Baboeloan)社那也遭到同樣的狀況。淡水駐地首長Nolpé悲觀地認為:失序與混亂正在噶瑪蘭當地蔓延,預估今年幾乎無法從該區收到任何貢稅。不過,Nolpé在歐沃瓦特指控Theodore的立場上,雖然對Theodore逾權歪哥之事表示同意,也提及隊長彭恩在場期間曾斥責過Theodore;但是對Theodore在當地的地位,則看法不同:認為公司駐地人員從未自旁人接獲對Theodore的投訴,其本人所作所為也無害,因此「無法判定他是否受其人民尊敬」。

但是,翌年1648年4月,Theodore與其他Kimaurij社人前去噶瑪蘭交易時,某一晚在海灘附近存放交易物的小屋睡覺時,為噶瑪蘭人所突襲,當場Kimaurij社人2名遇害,9人重傷,所有的物品被奪走。Kimaurij社人無法說出攻擊者來自哪一社,因為附近的噶瑪蘭村社土著不是禁聲不語,就是佯裝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新任淡水駐地首長下席商務員Anthonij Plockhoy認為這「恐怕是孰非聖人的Kimaurij社人所帶給自己的瘟疫」(Doch het is te beduchten dat de Quimauriers bijna de beste niet en sijn en sulcke plagen selffs over den hals halen),即有可能是Kimaurij社人咎由自取;因為Tappari的Lucas Kilas以及其他馬賽人通譯曾說過:Kimaurij社人從噶瑪蘭人那獲取物品的方式有時相當粗魯(als vrij wat stoudt sijn),寧可使用武力而不是友誼。這恐怕也是並非是聖人的Kimaurij人所帶給自己的瘟疫。

無論對Theodore的評價是什麼,東印度公司在北臺灣的駐地人員還是得依靠他,甚至在大員的東印度公司高層也不得不默認此事。1650年年初,荷蘭人在無法逮獲於前一年殺害抵百葉(Kipatouwaya)社長老的噶瑪蘭凶手下,臺灣長官Nicolaes Verburch告訴淡水駐地首長Plockhoy,可雇用Theodore與Lucas Kilas協助辦案,因為「他們兩人是狡猾的人」(als wesende twee geslepe ende doortrapte gasten)。Verburch還特准Plockhoy:若對方一旦達成任務,可獲一筆不錯的獎金。

 

本文授權刊登自聯經/ 康培德《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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