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煤事業
Theodore與議長麥爾在1644年協議出的採煤事業，同年夏天即開始動工。9月底，隊長彭恩結束蘭陽平原征戰任務返回雞籠城寨後，同行的二艘快艇──Breskens號與「鯡魚」（Harincq）號，即負有運煤到大員城堡的任務。據載，只要駐地荷蘭部隊協助他們入山採煤，Kimaurij社人對入山採煤之事信心滿滿。不過，事隔年餘，到了1646年初，淡水駐地首長Nolpé派員攜帶100里爾前往雞籠向Theodore收購煤礦時，結局有點出入。100里爾理應可購得500桶煤，以協議中每桶364磅計算，共約182,000磅；不過，Kimaurij社人開採的是沿岸淺層煤礦，冬季雞籠的東北季風讓開採工作相當不順，沖上懸崖的大浪讓工作人員處於險境，且挖出的煤礦大部分時間為海水沖失。因此，公司駐地人員只好答應延期補滿預定的交易量。為了完成應交付的煤，Theodore向公司要求重錘、楔子與尖鋤等工具，荷蘭人方面也答應照辦。此時，原待在北臺灣的公司鐵匠已去世，這些工具只好交由公司的奴隸打造。至於已交付給公司的煤，係按約定每批5桶，每桶364磅；不過，當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再次分別稱這5桶煤的重量時，結果發覺各桶重量有異，最多差到20至30磅。Theodore旗下的人則宣稱他們無法分辨其差異。
到了4月，Theodore與其族人開採的煤礦已達到約定的產量，甚至超過預期。據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的說法：雞籠方面的煤產可在近期達到1,000桶（balijs），淡水當局也已備好現款向雞籠方面收購500桶煤；另外，北臺灣公司駐地人員另有庫存180桶煤。 1,000桶煤按約定即200里爾，加上先前購入的庫存180桶，即36里爾，合計共236里爾。
翌年1647年3月紀錄提到：東印度公司委託Kimaurij社人開採150單位（lasten）的煤；同年5月，運集的煤約有216桶。依此時的計價已從協議時的每桶364磅降為326磅、每5桶1里爾計算，約值43.2里爾。不過，顯然地表淺層煤礦的開採已達限度，Kimaurij社人對日益困難的採煤工作漸有微辭，宣稱無法在原訂5桶1里爾、單桶重量為326磅的價錢下，持續為公司服務。
在這議價過程中，Kimaurij社人暫時占了上風。淡水駐地首長Nolpé給大員方面的書信中，即請求上級長官調高收購價格，理由是當初議長麥爾任上所協議出的價格，係有一但書：若對方之後因利潤不夠而不願意以此價格採煤，公司將會配合其要求調整價格。此時Kimaurij社人已存妥450至500桶的煤礦，待價而沽；Nolpé請求以公司名義收購，這樣一來，加上前一年度北臺灣駐地人員已收購的95桶，可為最近的船運先湊足276單位（lasten）。不過，當時任職臺灣長官的歐沃瓦特，對公司駐地人員與Kimaurij社人之間的煤礦交易價格，荷方採購價持續上揚一事，相當不以為然。
會歪哥的工頭？
歐沃瓦特原則上同意：當初Theodore與議長麥爾間所協議的價格，僅為短時間而訂，有著調整的空間；但是，他將整個問題焦點轉到Theodore本人身上，認為Theodore對待召來的勞工不公：Theodore原本打算付給工作人員的酬勞並不多，且甚至不是現金，而是破布、小塊布與破片，自己則吞走大部分的錢。歐沃瓦特提到：這是Kimaurij社人為何有時不願替公司採煤的另一理由；但是在荷方向對方承諾其工資，並確實發給他們後，Kimaurij社人即有開採的意願。歐沃瓦特甚至進一步懷疑這其中可能有些暗盤。他舉出Theodore不老實且貪財的前例：1644年9月隊長彭恩出征噶瑪蘭時，隨行的Theodore竟趁此機會設法從當地土著那巧奪大筆錢財。歐沃瓦特以一句當時的流行話形容：「自己剪下羊毛，而將豬毛留給公司（…, latende zoo voor de Compagnie de verckens als men seyt, en hij selfs de schapen scherende）」；代表Theodore所作所為是：「好空个攏予貿去，歹空个才留予咱（hó-khang-ê lóng hō͘ bāu khì, pháiⁿ-khang-ê chiah lâu-hō͘ lán）！」我們這位大員高官，甚至認為Theodore在噶瑪蘭地區不受尊重，並要求每當公司得收取任何東西時，得有1名公司方面認為可靠的荷蘭人在場，以免東西遭受侵占。也唯有如此，公司方面才得以了解噶瑪蘭人，並有辦法在適當的時候與對方締結友好。
歐沃瓦特會將採煤之事與噶瑪蘭議題一併討論，係牽涉當時蘭陽平原的局勢；先前提及的噶瑪蘭人向公司納貢乙事，一直沒有進展。1647年春天，北臺灣駐地人員委託Theodore與2名三貂頭人前往蘭陽平原警告噶瑪蘭各社後，發現許多村社拒絕聽命於Theodore他們；在本來即與公司關係不佳的掃笏（Sagol-Sagol）社，Theodore與通譯除了遭對方污辱、禁止入社外，還為對方放箭多達5次，所幸沒傷到任何人；在武暖（Baboeloan）社那也遭到同樣的狀況。淡水駐地首長Nolpé悲觀地認為：失序與混亂正在噶瑪蘭當地蔓延，預估今年幾乎無法從該區收到任何貢稅。不過，Nolpé在歐沃瓦特指控Theodore的立場上，雖然對Theodore逾權歪哥之事表示同意，也提及隊長彭恩在場期間曾斥責過Theodore；但是對Theodore在當地的地位，則看法不同：認為公司駐地人員從未自旁人接獲對Theodore的投訴，其本人所作所為也無害，因此「無法判定他是否受其人民尊敬」。
但是，翌年1648年4月，Theodore與其他Kimaurij社人前去噶瑪蘭交易時，某一晚在海灘附近存放交易物的小屋睡覺時，為噶瑪蘭人所突襲，當場Kimaurij社人2名遇害，9人重傷，所有的物品被奪走。Kimaurij社人無法說出攻擊者來自哪一社，因為附近的噶瑪蘭村社土著不是禁聲不語，就是佯裝對於此事一無所知。新任淡水駐地首長下席商務員Anthonij Plockhoy認為這「恐怕是孰非聖人的Kimaurij社人所帶給自己的瘟疫」（Doch het is te beduchten dat de Quimauriers bijna de beste niet en sijn en sulcke plagen selffs over den hals halen），即有可能是Kimaurij社人咎由自取；因為Tappari的Lucas Kilas以及其他馬賽人通譯曾說過：Kimaurij社人從噶瑪蘭人那獲取物品的方式有時相當粗魯（als vrij wat stoudt sijn），寧可使用武力而不是友誼。這恐怕也是並非是聖人的Kimaurij人所帶給自己的瘟疫。
無論對Theodore的評價是什麼，東印度公司在北臺灣的駐地人員還是得依靠他，甚至在大員的東印度公司高層也不得不默認此事。1650年年初，荷蘭人在無法逮獲於前一年殺害抵百葉（Kipatouwaya）社長老的噶瑪蘭凶手下，臺灣長官Nicolaes Verburch告訴淡水駐地首長Plockhoy，可雇用Theodore與Lucas Kilas協助辦案，因為「他們兩人是狡猾的人」（als wesende twee geslepe ende doortrapte gasten）。Verburch還特准Plockhoy：若對方一旦達成任務，可獲一筆不錯的獎金。
本文授權刊登自聯經/ 康培德《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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