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理健康做為代價
偉大的美國運動作家萊特．湯普森（Wright Thompson）將其最新的文選命名為《夢想的代價》（The Cost of These Dreams）。標題很貼切，因為對運動員而言，攀上體壇巔峰往往得付出一定的代價。儘管贏得各大菁英賽事、獎盃都伴隨著無上的榮耀，目前卻還沒有證據顯示，獲得體壇成就和快樂之間有任何的關聯性。
做為菁英棒球員「他媽的一點都不好玩」，沃托說道。「身為大聯盟打者是個奇怪的體驗，尤其是當你在低潮掙扎時。這種感覺非常孤單，而且很讓人困惑。」
這就是攀上體壇巔峰的負擔。許多可以幫助運動員取得優異功績的特質，同時也增加他們承受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
幫助運動員成為菁英選手的完美主義特質容易帶來負面影響。完美主義者嚴苛的自我評價會提高倦怠過勞、過度使用傷害，以及自信心低落、焦慮、憂鬱等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一項最新研究指出，有二成五的英國足球學院選手有輕微至中等的憂鬱症狀；一成五的選手則表現出可能患有重度憂鬱症的症狀。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英國十八到二十四歲的青年中，有七％到十五％患有憂鬱症。如此看來，頂尖兒童運動選手可能受到心理健康問題困擾的機率更高，這也讓人開始注意到，外界強加在本來就對自我評價較嚴苛的選手身上的壓力。
在職業等級選手中，對心理健康的挑戰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運動員都有足夠的技巧和體能條件來應付菁英等級比賽，但是心理素質卻不夠強健。「這樣的選手有好幾百個，」卡拉格在談及有運動天分，卻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素質能在英超久待的選手時說道，「因為為頂尖球隊出賽而受到評論，一切都會被放大檢視；又或是你單單身為一名選手，一週有兩場比賽卻還得不斷接受質問，報紙上用一到十的量表為你評分等等。沒錯，有非常多選手都沒辦法應付。」
就算選手有辦法承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細細檢視，這個工作對選手和其家人的需索無度也會對其心理健康造成極大負擔。「我非常好勝，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二○一三年的溫布頓錦標賽冠軍瑪麗昂．巴托利（Marion Bartoli）回憶，「我無法接受自己輸掉任何比賽。」
而在團隊運動中，過度訓練可能會被用來「減輕愧疚感」，曾在板球對抗賽拿下三十八次百分紀錄的桑卡卡拉說道，「你不想到時候對自己的努力有所懷疑，你有多努力、你準備得多周全等等，因為這對其他人也很重要。對我來說當然很重要，沒錯，但對其他人來說也差不多一樣重要，因為如果我得分了，對最後球隊總積分也有幫助。所以大概就是這種心態：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健康的心態。」
近年來，許多運動員前仆後繼地分享了自己和心理健康問題對抗的經驗，研究也證實了這些題的普遍性。二○一五年，芬蘭、法國、挪威、西班牙、瑞典等國的男子足球員，有超過三分之一患有焦慮症或憂鬱症；另外，也有相當人數的球員受睡眠問題困擾。在某些地區的研究結果更為驚人：二○一五年，大約四成五的澳洲運動員有焦慮、憂鬱、心理困擾等其中至少一種的症狀。
二○一八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六成一的美國運動員認同以下的敘述：「我如果沒有贏，人們就對我不再感興趣。」美國反禁藥組織（US Anti-Doping Agency）的執行長崔維斯．泰嘉（Travis Tygart）曾指出，這樣「不擇手段求勝」的文化助長了「選擇使用禁藥」的選手人數。
運動員拼命求勝的渴望會讓他們開始探索使用表現增強藥物的可能性。隨著比賽獎金以及贊助合約金額不斷提升，教練和選手尋求各種巧妙的手法去作弊的誘因也越來越強。在二○一一年的世界田徑錦標賽中，只有○．五％的選手沒有通過藥檢；但是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ADA）近期發表的一份匿名調查指出，有三成的選手坦承在錦標賽前的一年內曾經使用過禁藥。
然而，儘管在職業生涯中會面對如此多的挑戰，對頂尖運動員而言，最難熬的卻是退役後的日子。許多選手都曾形容，退休就像是痛失親人一般難受。職業球員協會（Professional Players’Federation）在二○一八年進行調查發現，已經退役的英國運動員中，有超過半數的人對於自己退休後的心理健康表示擔憂。每兩個退休選手中，就有一個人在結束職業生涯後的頭兩年，表示自己覺得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世界各地的研究結果都不樂觀。在足球界，有三成五的退役選手患有憂鬱症和焦慮症。有大把的選手表示，自己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退役後的生活；有四成的退休足球員在退休後五年內宣告破問產，更有三成三會在退休的第一年內離婚。近年來，運動員紛紛鼓起勇氣公開談論心理健康問題，提高了大眾對此問題的意識，也有助於加強針對現役及退役選手的支持系統。但是在許多其他運動項目中，還是迫切需要更多幫助改善選手心理健康的投資，以及相關的文化變革。
對許多運動員而言，最諷刺的慘劇就是，幫助他們達成不凡成就的特質，同時也使他們無法滿足於自己的成就。備受我們崇拜、羨慕的運動員，從某方面來說，卻非常不幸。
本文摘錄自《一個頂尖運動員的誕生》，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