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現代游牧媽媽:橫跨三洲,旅居八國,搬家十六次,最全球化的異國教養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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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從壓力造成的憂鬱中復元?誰又敢一開始就承認自己真的得到憂鬱症,嚴重到讓人整整一週臥病在床,加上背部抽痛、體重直落十磅、心情因不斷自責尤如鉛重,即使頭被三顆枕頭包圍也擋不住腦內的雜音。怎麼面對那種再也不堪負荷的種種問題?

天啊,真希望我能回答你。

我似乎無法承認這一切──上一章所提的一切,以及幾百件其他我沒空寫,你也不見得有耐心讀,卻讓人壓力超大的事。這一切實在遠遠超出我的負荷範圍,尤其我又是個完美主義者。

咦,有人不小心說了「完美主義者」這幾個字嗎?好吧,我對生活的期許甚高,也很會逼自己。

可是,要說我完美主義者也太過了吧?我寧可引用好友瓦蕾莉的話,當我渾身顫抖地站在明格諾醫院急診室櫃檯時,親愛的瓦蕾莉朝我走來,張開雙臂,用一雙跟伊迪絲.琵雅芙一樣,充滿悲憐的眼神看著我說:「梅莉莎,有時妳把標準訂得太高了,放下吧,把標準暫時降低一點吧。」

她的聲音輕柔平穩,搭著我的手開導我,要我不必把某些壓力攬到自己身上,不必覺得一切都得像法國人一樣用法文處理,或是要做得比他們更好。除了像呼吸這種最基本的事外,其他都先不用管。我應該專心放緩步調、找回平衡、放低標準,等放鬆之後再去買衣櫃。

藍道發毒誓一月份都不出差,給了我一些喘息空間,讓我能重新振作。瓦蕾莉和其他教會認識的朋友──一群有膽識、散發幽香又富同情心的法國女性,帶著我到凡爾賽的市集廣場,尋找她們最愛的攤販,指點我如何優雅而有效地用休旅車的擋泥板,前推後擠喬位置,理直氣壯地並排停車。

她們教我做沙拉時幫番茄去皮的祕訣,也教我買可食用的金箔、分辨松露的品質,並用Picard的冷凍食品張羅出一頓佳餚。她們填補了我所有的不足,在這段期間裡,我的背痛和沉重的心情也不再來搗亂了。

重要的是,她們跟挪威的教會朋友一樣,一致同意遵循我們的語文規則,也願意成為我們私人的流動法文家教,她們似乎很樂在其中。於是所有的一切(即使是難懂的電話、電子郵件、手寫的生日便條、對法國最高法庭的陳情)都必須用法文表達。我每兩週還到聖克勞蒂大道一棟改裝的十八世紀建築二樓的貝立茲中心上會話課,並自創一套通行凡爾賽市的非官方法國生活指南。
我的口袋筆記內容如下:
➣ 乾洗店/ Teinturerie :給小姐看藍道的褲子。用詞:拉鍊融掉,頑垢污斑,衣架。問哪裡
有好的修鞋店。Cordonnerie。
➣ 修鞋店/ Cordonnerie :把戴頓的鞋拿給店員。用詞:染成深藍色。問能否除掉魔鬼沾?加上鞋帶?問哪裡有不錯的五金行? Quincaillerie。人很好,叔叔住紐約市。洋基球迷?
➣ 五金行/ Quincaillerie :摩洛哥人。用詞:金屬孔眼,鞋帶,鉗子,電鋸,捕鼠籠,捕蝙
蝠籠,螞蟻藥。淹水: Inundation。

……等等之類的,幾個月下來我寫滿好多本筆記。在街上或商店碰到人時,我都會抄筆記或記在心裡。我把在挪威與布莉特、安娜和班妮特會面的模式拿到法國來用。只要我一開始就先一臉抱歉地表明自己不會說法語,或是懊悔自己生錯國家、長錯地方、學錯語言,就可以等著別人免費教我法文了。我天不怕地不怕地講著法文,直搗他們最神聖的聖地,但只要我說話客氣或表示好奇,對方也會對我很客氣、友善,甚至還會大方地誇讚我。

我相信你一定看過完全相反的景像。在某個異域,某位像你這樣的外國人,走進
某間店的櫃檯,嗯……比如說麥當勞吧。這位外國人盯著櫃檯後,眉毛穿洞的瘦女生,然後劈哩啪啦說了一堆諸如此類的話:「嘿,嗨,阿我和我朋友想吃兩個大麥克和三個特大號薯條跟四個大杯可樂另外加一個雙層起司堡然後再多做兩杯奶昔如何?」
這位歪果人友善地對著女孩微笑,一邊搓著手,抬起眉,再次舔舔嘴唇等著,等女孩回答,我猜他以為對方會用他的語言回答他。

可是女孩還是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
像條冷凍薯條一樣,冷到不行。接著她揚起一邊沒穿洞的眉毛,彷彿在說:「什麼?」後面的板子。他回頭對朋友們咯咯笑--這女生有沒有搞錯啊?),然後停了一會兒,想到最後一件事,接著又補充說:「還有我們需要很多小包番茄醬,越多越好。來個十四包吧。」

不用說了,某位--也許就是你)排在歪果人後面的客人此時已靠向前,柔聲建議說,那位女生講的是另一國語言,這裡是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國家的人有時講的是英語以外的語言。這件事挺神奇的:你越過浩瀚大洋,讓人在護照上蓋了章,然後哇咧,那裡的人竟然有自己的語言。這件事每次都會造成我們歪果人的困擾。

也許你跟我一樣,在巴黎市中心公車上見過這種事。那是景緻如畫的暮春時節,燦爛的陽光在建築圓頂、雕像與塞納河上跳躍,遊客如織。巴士上擠滿了人,又逢尖峰時間,車子停下來載一名婦人,我記得她穿著黃色的八分褲,帶著同色系的遮陽帽,帽邊有朵紅花。女人喘著氣,看來已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我本能地挪開自己的袋子,為她騰出空間,讓她能坐到我旁邊,好為她搧風,說點話安慰她,甚至邀她和我一起下車,帶她在我家附近逛一逛,讓她休息一下喝杯水,找回一些勇氣。在巴黎觀光有點辛苦,雖然每年還是有八百萬遊客前撲後繼地跑來這座城市。

這位觀光客的地圖已被她捲起來像球棒一樣捏在手裡了,她正在和司機說話。瘦長結實的司機有一頭黑髮、留著鬍子,牙齒菸黃。我盯著他的後腦勺好幾條街了,司機並不憎恨這份工作,但也不特別喜歡,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就算閉著眼,也能開遍全巴黎。他就有那麼厲害。我剛說這位女子跟司機說話,我錯了,她是在跟整輛公車的人講話:「我受夠一直上上下下你們這些蠢不可及的法國巴士了!」她吠道,「已經坐上去了,結果咧?八十二號車?結果車子開錯方向,只好又換車,我記不得是什麼車了,好像是六十九號?」她攤開皺巴巴的地圖,貼住抬在半空中的大腿上試圖撫平,一邊抓住扶桿,鴨舌帽在髮上往後滑開。

公車司機雙手交疊在胸前默默看著她,全公車的人也都抱胸默默看著。我期待的笑容瞬間凍住了,化成痛苦的不安。女人繼續連珠炮地說:「這個系統爛爆了,老兄,你非得幫我忙不可。這個天殺的艾菲爾鐵塔到底在哪裡?我快抓狂了,我告訴你,我快抓狂啦!」在停頓的那一剎裡,大家彷彿聽到可憐的女人把眼睛睜得更大,而公車司機則準備出擊。接著,司機平靜地停住車子,拉起緊急煞車,故意從坐上扭身直接面對女人。他用最冷靜平定、目標精準、機關槍式的法文,說了以下這段話,我從未在公車或世上任何地方聽過人這樣說話:「夫人,妳上了我的公車,這是法國公車,一輛法國巴黎的公車。我是法國人,來自巴黎,本市有宏偉的艾菲爾鐵塔,吸引妳千里迢迢飛來瞻望。在巴黎,在法國,在我的公車上,我們講的是法文,不說英文。我們有自己的國界,妳跨過我們的國界,跨入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如果妳想看其他高大的建物,但又堅持要說英文,那麼妳應該去倫敦看西敏寺,或去紐約市看看他們有什麼。至於艾菲爾鐵塔,」

他對著朝他退開的女子聳聳肩說:「就在那兒。」說著他指著公車窗外,不到兩條街的地方,「妳可以走路過去,請吧。」
他非常有禮貌地擠著笑容,為她扶住打開的車門。

不難想見那一刻深烙在我的細胞裡,直到今天我都還很後悔沒跟她一起下車,陪她一起走去鐵塔,順便幫她翻譯。事實上,我很想幫她錯譯司機所說的一切。告訴她,司機自己也很痛恨這套爛公車系統,痛恨摺起來的巴黎地圖,還有他多麼討厭艾菲鐵塔在某些角度下會被樹林和大樓擋住。

我深深懊悔當初沒那樣做,只是眼睜睜看她下車匆匆離去,黃色的遮陽帽和帽上那朵紅花漸行漸遠,消失在大馬路旁長長的樹蔭裡。那抹豔黃像羞愧中強擠的僵笑,那朵紅則像一片過甜的糖果或是小小的傷口。

語言若用得巧,是進入任何新文化的鑰匙,可是在法國,類似的經驗讓我學會一個教訓──語言就是那把鑰匙。因此,你的法國鑰匙若是轉錯了--我犯的錯,次數多到令本人恥於描述),便顯得失態笨拙,你會很想找個大袋子把自己罩起來。我來告訴你,那袋子得有多大才夠:

戴頓進理查德幼稚園就讀時,法國政府要求他接種肺結核疫苗,法文稱之BCG,全文為Bacillus Calmette-Guérin。我在挪威或美國都沒聽過BCG,我不想讓我兒子打疫苗。雖然我極度懷疑打BCG 的安全性或必要性,但對方死不肯讓步。他們說我必須讓孩子打疫苗,孩子才能就讀法國公立學校,據我所知,這又是讓戴頓學好法語,而且可讓我們一家融入當地社會的最佳辦法。

於是我們在抵達法國的一個月後,我在肚子裡沒裝幾個法文的狀況下,跑去找小兒科醫師幫戴頓打主任所說的BCG 疫苗。用法文看醫師令我緊張萬分,我莊嚴凜然地告訴接待人員,兒子需要接打的疫苗。

女人茫然地看著我,搖搖頭,輕聲告訴我,我兒子不需要打。
我臉一紅,鼓起勇氣,清清喉頭說根據幼稚園規定,他的確需要打這個疫苗。
她重申戴頓並不需要。

我拉直自己的胸衣,重申他需要打BCG,很不幸地,雖然我非常確認這件事,但我希望他能入校就讀,而學校說他需要打。

外國人尤其得注射這個神秘的BCG。
我仍記得接待員聽了臉上一笑,然後她半閉著眼皮,但並無嘲弄之意地指導我說,BCG 固然是疫苗沒錯,但是我,Madame 剛才說的是:BCBG。這之間是有差異的。
BCBG ?
「BCBG,布拉德福夫人。」
什麼?
你不妨記下來,說不定下回你去法國打疫苗能派上用場。BCBG代表bon chic bon genre四個字,是常見的通俗語,用來描述那些打扮超級時髦、高級、有型的人。住「時髦」區的,叫BCBG。在咖啡館裡十分搶眼,是BCBG。一只騷包的手提袋、走路的姿態、抽菸、抬起碧姬.芭杜式的黑色大太陽眼鏡、用手輕撥陽光照耀的頭髮,任它垂往左肩。這些都叫BCBG。

雖然聽起來像個笑話,但至少我上次查看時,並沒有看到能對抗法國人天生愛美基因的疫苗。

那次經驗至少促使我早早用法文認識疫苗的世界,這對外國人可能是極嚴酷的考驗,讓人屁股上還來不及打疫苗就嚇到搭下一班船回祖國了。打疫苗的過程如下:先打電話約時間,比如說打水痘疫苗,然後依約到醫師辦公室,讓孩子看診∣「是的,你的孩子的確需要打疫苗。」然後醫生會叫你去藥行買裝著疫苗的小藥瓶。再打電話給醫師約下一次診,回去赴診,醫師才會克盡職守地幫你的小孩注射疫苗。你會得到一個巴洛克模樣的簽名,簽在一個看起來更巴洛克的官方印章上。

法文的語言災坑,簡直跟巴黎交通一樣惱人,不過比交通更遭的,是在巴黎停車。

總之,聰明的你請記住,無論你的鑰匙讓你變成土包子還是時髦人士,如果少了法語這把鑰匙∣例如,你的語文鑰匙鏈上,連一點基本的問候語bonjour(日安)或pardonnez-moi(抱歉)這類十一歲時鎖日記用的小鑰匙都沒掛著∣如果你連鑰匙都懶得轉,那麼hélas(唉呀),很可惜地,你麻煩大了。

萬一你揮著小小的法語鑰匙,鑰匙還是不合怎麼辦?這種情形有時還真能逼哭一位成年女性。

我的朋友瑪莎在美國是家庭醫師,為了老公的大事業,只好撇下工作隨夫遷至巴黎。他們帶著兩名女兒,因為要進入新的學校體制,得在期限前讓孩子補打疫苗,這種事常有。

瑪莎當然是位很有能力,甚至可說是冰雪聰明的女生,醫學是她的專業,可是她不會說法語,尤其是醫學法語。不過至少跟她的家庭醫師訂約時,她了解∣「是的,妳的孩子需要打疫苗。」

∣也知道得自己去買疫苗。
我就是這時登場的。

「妳能陪我去嗎,梅莉莎?幫我看看就好?我們只去藥房,我怕萬一法文沒聽懂,無法處理。」我已到法國三年了,很樂意偶爾當個老鳥,我很早以前便當過菜鳥了。

「Bonjour, Madame。」一位藥劑師跟瑪莎打招呼,瑪莎大步領在我前面走到櫃檯,她決定按照計劃,獨力應付這件事。我在後邊賣止咳糖的地方,用我隱藏的手錶式對講機,給她提示鼓勵。

說真的,她應該不會有問題,尤其現在有三名穿白衣的法國藥劑師面對她。我覺得這是個大加分。

他們在協助她。瑪莎卻覺得像在打仗。他們人數多、法文又比她溜。「Bonjour,」瑪莎回答說,「Je voudrais acheter les vaccines pour mes deux filles.」技術上而言,她說得很對,她想幫兩位女兒買疫苗,所有的字都在句子裡了,順序也都正確,動詞變化無誤。她把臺詞練得很完美,雖然她的發音有些不準,但我還是充滿驕傲。真有妳的!

一陣沉默,來自藥劑師的沉默。三名藥師茫然地瞪著瑪莎,害我好緊張,害瑪莎更緊張。好吧,她的發音沒有很正確∣或許有些混淆∣也許她的「疫苗」講得有些含糊,我還是不懂出了什麼問題,反正她說的話不起作用,白衣法國陪審團只是定定看著她,然後彼此對看,一起搖頭晃腦。

瑪莎又試了一遍,這回提高聲量,朝櫃檯挨近一步。其中最年輕,髮色棕褐,眼神嚴肅的女子對瑪莎重複她說的話,最後以問號做結。瑪莎回答道:「Qui. Les vaccines.(是的,疫苗。)」

我無法解釋這項不幸是怎麼發生的──也許她應該說vaccinations 或nnoculations 或疫苗的正確名稱∣水痘、感冒、麻疹、腮腺炎、風疹∣而不是泛稱的vaccines,但這場化國藥劑酥的實驗就要失敗了。

看到這種情形,我很想殺過去把手放到櫃檯上,搬出我最流利的法語,搞定這件事。但冰雪聰明的瑪莎抬起手指著自己說:「Moi. Médecin.(我。醫師。)」

我猜幾位藥劑師面對站在眼前,語言能力有限的客人,心裡一定以為她要說的是:「我。藥。」
我無法確定,因為我反覆思忖好幾遍,想了解問題的癥結。他們這會兒一定在猜,客人要的東西(疫苗?是要在當場打疫苗嗎?還是要其他藥品?)不是為了deux filles(兩個女孩),而是要自己用。

藥。給成年的女性。我。藥。

問題越來越糟,我感覺瑪莎挺起僵背,堅守自己的自尊。喂,我也跟你們一樣!在醫療領域並不陌生,信不信由你,我在別處可是開藥方的人!我們打了一個結,又打了一個,然後又是一個,沒有一處講得通。如果語文沒出問題,這件事應該輕鬆愉快地五分鐘就解決了。

三位藥師面面相望,低頭悄聲商議。瑪莎重複她的話,怕第一次講得不夠大聲或不夠清楚。「Moi, médecin.」就在我準備踏向前時,竟難忘地看到這名女子∣一位堂堂的醫生,一位在另一邊半球中,有大群患者和護士的女子∣開始畏縮。瑪莎深深吸一口大氣,肩膀都聳到耳邊了,然後她垂下頭,下巴埋向胸前,三名藥劑師不解地靜靜站著,接著瑪莎抬頭轉身找我。

眼中泛起淚光。
我好想朝艾菲爾鐵塔射一根超大型的疫苗。
你們大概已經猜到了,我們手裡拿著疫苗,在一陣道歉聲中離開了。這實在是un simple malentendu(一個小誤會),藥劑師們真的很抱歉造成困擾。

接著他們興味盎然地聆聽瑪莎在美國的家庭醫診,問她怎麼肯就這樣放手,即使只有三年,並說美國打預防針的程序真的差很多,更簡單也更有效率。又說瑪莎的法文比他們的英文好太多倍了(他們都點頭如搗蒜地一致同意),所以醫生們應該要感到驕傲。神奇的是,一位早過了抽高期的成年女性,竟能在你眼前一下拔高兩英吋。

所以最後她的女兒在臂上打了預防針,而瑪莎也免疫了。

家在何方

我們跟洛可、戴頓宣布了這個消息。雖然我們曾答應他們,從慕尼黑搬到新加坡後,會在這裡住上很久,但我們幾星期後就得搬到地球的另一頭了。洛可稱那個星期六為「悲慘日」。

這件事的主控權並不在我們手上,由於某區域的領導人提前離去,又沒把事情處理好,公司只得突然做大幅改組。這麼早搬離,不是我們自己沒事找事,但看到兒子們表情如此慘澹,藍道和我還是覺得自己有責任。那種難過慢慢浮顯出來,先是從瞳孔,然後朝眉毛、上唇、下巴、額頭拓展,就像停頓的時間翹曲,然後淚水沿著他們下眼瞼的海岸線,像迷你潮水般地湧上來,藍色的瞳孔變得晃漾而遙不可觸。空中一片死寂,沒有憤怒,沒有人嘟嘴,兩個兒子純粹只是無法相信而已。

念大四的克萊兒剛結束春季課程,飛到新加坡來幫忙搬家,順便為兩位弟弟加油打氣。

「嘿,戴頓,你們兩個過來聽我說。」克萊兒把他們拉到她床邊,要弟弟仔細聽。「記得從巴黎搬去慕尼黑嗎?」
我們記得嗎?
「你知道我當時幾歲嗎?戴頓?」她看起來像等待學生回答的大學教授,戴頓現在跟她一樣高了,還長了腿毛跟細鬚。
「十六歲嗎?」

「十六歲,是的,跟你一樣大。我離開所有朋友和派克旁邊的儲物櫃,投入全新的語言,以及糟到不能再糟的情況裡。」她的眼睛乾爽,不容自己泛淚,抵死不讓心緒受到影響。

「還有我們從賓州搬回法國時,洛可,你猜怎麼著?」她的么弟已不再是頂著金黃色短髮的矮胖小子了,洛可已經戴了牙套,深金色的頭髮因為身處熱帶而理成平頭。「你知道我當時幾歲嗎?」

「十二嗎?」他皺皺鼻子,他向來用這種方式調整眼鏡。
「十二歲,洛可,沒錯。離開我的朋友,離開舒適輕鬆的環境,去到一個明知道會很辛苦的地方,一開始確實也很辛苦。」

男孩們都呆住了。看著成年的女兒讓小一點的兒子們聽得目不轉睛,真是件美事。

戴頓率先開口:「我知道我們會沒事的,我們會沒事的,我們大家在一起,我們都會沒事的。」
洛可則默不作聲,我早該料到他很難接受。
我們大聲嘆口氣,然後放開胸懷大笑,我們家準備好迎接一場盛夏了。
所謂「一場盛夏」不僅是指找房子、找學校、打包、準備在瑞士過新生活,還包括送克萊兒展開她自己的新生活。克萊兒提出申請,為我們教會當一年半的傳教人員,交派她任務的信件在這期間抵達,克萊兒將前往羅馬。因此自克萊兒離開慕尼黑到美國上大學後,我們全家又要同時回歐洲了。我們將成為鄰居,僅由一道細窄的邊界相隔--這比跟派克相離輕鬆多了。

派克走後兩個月,有位女生問我(也許只有六個星期,那是在我們遁入德國修道院之後的事),我們自巴黎遷到慕尼黑,又同時遭遇喪子,會不會使喪子之痛變得「更複雜」。
「更複雜?」我問,心想她指的是混亂(悲傷向來混亂)或五味雜陳(埋葬自己的孩子是種雜陳的心情)或困難(因為超越生活裡任何事與所有的一切)或悲劇(在突來而諷刺的轉折中失去燦爛的生命,當然是悲劇,且永遠會是悲劇)。
「是的,複雜。」她說,「畢竟妳必須離開巴黎。」

我僵著頭,動也不動地傾聽,實在不懂她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妳會那麼悲傷,是因為……」她接著說,「我覺得啦……是因為妳很想念那些紀念碑、咖啡館、鵝卵石路吧?」
我抬起一邊眉毛。
「所有巴黎的橋,還有那些浪漫的花園。」她用如歌的聲音說,「妳想念巴黎。問題是不是出在那兒?」
那是問題的癥結嗎?
我呆呆地沒反應,沒在思考,我當時大概缺乏冷靜與力氣,去與這位好意,卻對悲慟評錯重點的人,解釋生活形態的改變與生去失命的差異,說明地點的變遷與生死過度的不同。她怎能了解思子之切,令我窒息欲死?彷彿抽掉了宇宙中的氧氣?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張口掙扎喘息,什麼都感覺不到?

她怎能理解我從未因失去巴黎而有過片刻的悲哀?我並不想念她說的,沒有生命的紀念碑、鵝
卵石路,和華麗的宏偉建築。
令我痛苦思念的,是友人的面容嗎?
我想念蕊妮、拉拉、奧菲利和克勞汀、瓦蕾莉、安娜塔西雅、瑪麗、安妮和瑪里安。想念克里
斯、克萊格、凱西、桑笛、麥可和馬汀、菲利普和羅蘭、安尼卡和伊莎貝拉。想念教會的家人,例如我們的主教。我思念學校的家人,如霍柏先生。工作上的家人、鄰區的家人。巴黎能夠提供給我,但慕尼黑辦不到的,不是歷史景點凱旋門,而是熟知我們家歷史的親友。我懷念那些懂得那段歷史再也回不去,已被炸穿了。我想念他們了解的眼神。

運氣好的話,你不必從陌生人的眼神裡尋求了解。第一年,我們的運氣不錯。親友們到慕尼黑探望我們,他們的來訪,讓我們有了了解的人,有了共同體,呼喚著:「來吧,成為我們的一員。」

朋友來探望,也帶來許多派克的故事。

「然後他就跑起來了,就像用跳的,你知道他很能跳吧?」克莉斯汀娜說話時表情一亮,她是派克在巴黎最親近的女性友人之一。另外兩位一起到慕尼黑看我們的高中女生朋友,也跟我一起點頭淺笑,我們四人深夜同坐在慕尼黑公寓的地板上。「是啊,他就這樣朝我跳過來,像在孚日廣場上奔馳一樣,而且他還像這樣揮手對我大喊,然後一把抱住我,像這樣喘著氣跟我說,」克莉斯汀娜笑到岔氣,眼淚都出來了,「他忘記跟我擁別了。」她沉默片刻,梅根與莎拉垂下眼,我聽到自己哽嚥著口水。

「他只是想確定,他有跟朋友說再見。」克莉斯汀娜語音漸垂。
四個人默默不語,「噢,天啊,我好愛那個傢伙。」
「妳們記得排球冠軍賽嗎?」梅根說:「他帶了鼓,妳知道嘛,就是那個,呃,小鐵鼓,他是怎麼說的?好像說那鼓是他的﹃寶貝﹄。」
克莉斯汀娜和莎拉紛紛說沒錯。
「鼓是我幫他買的,」我說,「那鼓太……太便宜了。」我閉上眼睛,「我好難過,真的好難過!
我覺得好抱歉,沒幫他買真正的好……」
「嘿,布拉德福太太,寶貝鼓再完美不過了,妳千萬別後悔。」莎拉睜大眼睛說。
「就是嘛。」克莉斯汀娜抽起地毯上一條脫線,「那張鼓配所有球賽最適合了,真的,妳不
該……」
梅根和莎拉看著將劉海從額上撥開的克莉斯汀娜。
接著莎拉伸出手,張開手心拍著大腿兩側的地板,她輕輕地拍,並不大聲,就像派克在籃球賽得勝後的拍法,那節奏迴盪在無法以言語填滿的寂靜裡。
我們聊著,或像那樣地沉默著,直至凌晨兩點。

為什麼要講這麼多故事?有這麼多沉默?我們穿著睡衣,盤腿坐在慕尼黑昏暗的走廊上,派克的母親和他高中時三位最要好的女同學,熱切輕鬆地只聊著一件事。為什麼要這樣聊?是沉思?懷想?還是耽溺?
或只是單純地想訴說他的故事,談他過往的歷史。

要談歷史,先得了解、關切現在已看不見的事。我們藉由敍述歷史,來識別所有不復可見的事物,並賦予其特性,以語文表述,融入當前的事件中,就算無法讓歷史起死回生,至少能將它納入現在。

然而有些空缺不適用言語,沒有什麼比心有戚戚的沉默,更適合巨大的空無。心有戚戚的沉默不是逃避,不是疏離、害怕、恍神或批判的不語,不是出於自我保護,而是由衷感受另一人的痛。

心有所感的沉默,或許是最流暢的憐憫之音。

關於失親的談話或沉默,作家安娜.昆德林寫道:

我們避而不談,或許是因為死亡遲早會降臨我們身上,也許悲痛只是失親最初的部分,過了一段時日後,失親的痛苦稍減,卻擴大成盤踞不去的悲傷。
所以我們很少探討喪親的過程:因為沒有終結之日。世人喜歡所謂「有頭有尾」的過程,因此當你發現永遠也喚不回時,才會如此驚訝。事情都過去二十年了,有時你還會因親人的缺席而難過……我小心翼翼地寫著訃文,心想,這實在太薄弱了,非但不足以描述死者,亦無法說明喪親對生者後半輩子的意義。失去的親友,定義了我們。

珍妮佛和奧利佛從巴黎搭火車到慕尼黑看我們,珍妮佛走入我們家門口,把行囊放到入口的木地板上,我們還來不及轉身到廚房幫她拿飲料,她走到一半便停住了。珍妮佛突然瞪大眼睛四處張望,眼眶含淚地說:「他不在這裡了,我感覺到他走了。」
一聽此話,我們全都定住了。
一片死靜。
我們是共同體。
現在我懂了,訴說歷史不只是為說話而說話,不該「用諺語補綴悲痛」(Patching grief with proverbs),莎士比亞知道這樣會扼殺同理心。訴說歷史亦非沿時間軸按圖索驥,以製出顯示關鍵事件的圖表,或解讀悲劇的方程式。悲痛不是理性的,悲痛時,想找尋共同體的是你的心,不是你的腦。

講述歷史,必須聚集共同體,來吧,成為我們的一員,當你成為其中一員,便也置身語言與沉默之中了。這是必要的練習,練習陳述與聆聽,練習收拾破碎的殘駭,重新排整空白的空間。

東尼.莫里森講得比我剔透多了,他在《寵兒》一書中,寫到西索描述他的朋友,也是保羅.D的情人時講述的一段話,也許你已在別處聽過了。這段話為我點出共同體的精髓,道盡進入另一個人的心靈、精神的情形:
她是我精神上的朋友,她讓我重振旗鼓,將破碎的我凝聚起來,按正確順序排整恢復。你知道嗎?能有位紅粉知己真的很棒。

在那條補綴破片的路途上,盡是樂意參與我們的故事、形成這個共同體的友人。他們陪伴我們一起搜尋零碎的片段,四處撿拾、把玩,一起撫觸尖銳的記憶邊緣。他們謹慎地談著逝者,甚至是敬畏地提起他的名字。我們一起盤坐在走廊上,時間已過子夜,我們聊起一些片段,一同凝視,發現吉光片羽時,一起呼吸,並合力將它翻轉過來,感受它的形狀與重量。

我們還用手緊揪住那份重量,雙手茫無頭緒地垂在身側,彷彿剛掉了提袋。我們所有人定立在入口處,說不出話來。

馬克.吐溫熟知失親的心路歷程,他埋葬了僅十九個月大的獨子郎登,女兒珍妮死於突發癲癇,後又失去活潑心愛的蘇西,接著馬克.吐溫埋葬了心愛的妻子奧莉維亞。這位偉大的社會評論家及幽默大師,遂漸熟悉了生命的無常。

他也相當清楚瑞士多山的地貌,因此當我準備離開新加坡已知道派克的朋友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馬克.吐溫。他在《異鄉奇遇》中寫到在歐洲中部露營,包括旅經瑞士,馬克.吐溫還特別提到日內瓦,我在日內瓦找房子時,就是在看他的書。

當時我還打算從日內瓦繞道去巴黎。巴黎美國學校即將舉行畢業典禮,藍道和我已連續五年出席典禮,以派克的名義頒發一項特別獎了。

在日內瓦找房子、準備到巴黎參加重要儀式,並閱讀馬克.吐溫的期間,我忍不住思忖,家裡沒有固定住址的意義何在。當游牧全球的歷程,不僅是一個註腳、一兩段篇章,而是連續劇般的系列時,其意義何在?我對自己提出各種問題,比較找到一間房子跟找到一個家的差異。

那天早上,我心裡盡想著這件事。我得搭中午的飛機,從日內瓦到巴黎與藍道會合,參加週六下午的典禮。不過首先,我們在日內瓦外的村子裡相中的房子屋主想見我。想來(事實上,我們的仲介也證實了這件事)我得先通過他那一關才行。也罷,這入融入的開始。

屋主是位紳士,我且稱他為P先生。P先生的眼神十分誠懇,即使仲介跟我坐在樹蔭下的戶外咖啡桌對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他穿了件釦子全釦,幾乎沒有皺摺的棉襯衫,筆挺地坐著。

在問了幾個關於職業、教育、之前住過哪裡等問題後,P先生提到他與妻子生的五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

「五個?這真是至高的財富啊,先生。」我告訴他說,因為五個成年的兒子,對我來說有如一大筆財富。

他也同意了,接著他慎重地詢問我的家庭。
「布拉德福夫人,」他問,「你的孩子也會說法文嗎?」「會啊,會啊。」我告訴他,我們的孩子也會說法文,四個都會,我說。

我望著他細心疊放的雙手、鋼琴家般的指尖,知道在其他文化裡,也許他會直接針對個別孩子提問,但他是瑞士人,因此十分節制謹慎。我很快地把話題引開,聊葛利果聖歌,這是大家都感興趣的話題。P先生熱切得十分可愛,當我談到音樂和我們打算在他家──我們想租下的房子裡──舉辦音樂晚會時,他微笑地瞪大眼睛。看來音樂及法文,是我們共享的語言。

「布拉德福夫人,」P先生問,我們離開喝剩一半的礦泉水,走入停車場的陽光下,我得趕去機場了。「Vous avez parlé de vos trios enfants—deux fils, une fille. Et l’autre enfant?」沒錯,我是回答過三個孩子的問題: deux fils --兩個男孩--跟著我們搬到瑞士,也希望能搬入他家。我也跟他談到notre fille unique --我們唯一的女兒--八月將會離開,到義大利羅馬擔任一年半的教會志工。

是的,我跟他說過那三個孩子的事。
「Et l’autre enfant?」我們走向車子時,他重複地問說,「L’aîné? Un fils, non?」
我轉向他,考慮他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孩子呢?老大是兒子,對吧?」我睨眼望著太陽,眼中自然地刺出淚水。

自然而然地。
我扣起雙手,當成鴨舌帽遮在眼睛上,為自己搭出一片陰影。
「Ah, Monsieur. Il a déjà quitté notre maison.」
這不算說謊,事實上那個兒子已經離開我們家了。
那一瞬間,我做出過去五年學練就的本領,我一派輕鬆,甚至有些輕率地揮揮手,宛如把另一個孩子揮入過去,從影像裡踢出去。他已經離開我們家了,說完手腕一拂。

當然了,這全是為了保護客氣的P先生,以免他受到驚嚇。經驗告訴我,他聽到實話必會大吃一驚,然後支吾不知如何以對,覺得自己魯莽無知地誤闖一片艱苦而莊嚴的境地。

這也是為了保護派克。我知道自己必須保護他,讓他殤逝的生命,不再可能被人草草以一句話帶過,並伴隨閃躲的眼神、揮動或揪在胸口的手,然後又若無其事地拉回稀鬆平常的話題:「妳其他孩子喜歡音樂嗎?」或足球?或經常搬家?或喜歡這裡的天氣嗎?讓對方從灼熱刺眼的真相中,逃回安全無事的陰影裡。
因此我佯裝急著趕飛機,戴上太陽眼鏡,鑽入車中。

開車離去時,我用手撫住喉頭哽痛的脖子,我好想告訴這位仁慈的先生,這位五個兒子都還活得好好的父親,跟他訴說我長子的一切。

航程彼端的巴黎,等待我的是一場全然不同的經驗,不必尋屋,不必刻意隱藏這個理應「離開我們家」的兒子。這名兒子根本不曾離開,且永遠不會離開我們家。
當巴黎美國學校副校長請派克.布拉德福的父母上臺,並宣布派克.布拉德福精神獎的背景及該年度的得獎者時,我望著數百位出席畢業典禮的人中,許多認識的面容。其中有些人我在二○一一年的畢業典禮上見過,其他人則是在前一年,還有其他人是更之前的一年,有人則是在二○○八,這份獎項頒發的第一年見到的。

我知道這些人也認識派克。無論我到何處,總是受到這些面容吸引,因為當「家」變成一個靈活有彈性,每三四年便另起爐灶的術語,你會遇到特殊的挑戰,你必須跟陌生人重述你的故事,你的歡喜悲傷。對方若無法填補故事裡的空白,也不能怪罪他們,因為他們自始就不知道故事裡有空白。

但今年大部分的教職人員──派克的歷史老師、音樂老師、法文老師及西語老師、他的教練、輔導老師、導師們--不僅知道我們的事,也非常了解這個失蹤的大男孩所遺留下來的大空缺。他們是故事裡的人物,實際陪伴我們一起書寫故事的人。二○○七年六月,高三的派克還是他們的學生時,他們也都在場。派克就像坐在今年典禮上的高三生一樣,有些生澀,但十分嚴肅,他戴著藍色的帽子與長袍,偷偷扯著紅通通的耳垂,迫不及待地想邁向另一階段的人生。

大部分老師絕沒想到,當他們用或悲或尋或閃動的眼神望著我時,會給我回家的感覺。他們的話語--尤其說到「派克」時的熟悉,就像火速套上你最愛的牛仔褲一樣,讓我有了回家的感覺。

他們的沉默亦然,當他們在心中想起我兒子,也讓我回到了家。他們大笑著分享派克幹過的事,說他在大廳裡高聲嚷嚷、在鈴響時投入三分球、模仿老師,也帶我回了家。他們大方地詢問派克的現況,探問我們跟他目前在此地以及將來的關係情形,這就是家的感覺。

巴黎美國學校高中部畢業典禮及派克.布拉德福精神獎頒發結束後的翌日早晨,我再度站在聖瑪莉街擠爆的教會裡,應邀為大家祈禱時,也有回家的感覺。我在離聖母院僅兩條街的教會裡,看到許多熟識且深愛我們兒子的人,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仍不斷談到我們家人,令我感動落淚,賓置如歸。

當藍道行祝聖禮,跟派克以前同樣跪在同一地點,誦念優美的法文時,我覺得歸家。
當以前派克每月坐著他爸爸的米棕色偉士牌,父子倆一起去探望的寡婦,坐在我後排向前探身,在我肩上低聲說:「我也記得……以前派克總是行祝聖禮。」時,感覺也像回了家。

「所以,那,呃……你們家到底在哪裡?」

我們經常被問這個問題,卻從來不知如何回答,也許是因為問題本身不恰當,或一開始就不該問吧。家的意義豈止於一個地點,家不是一棟建物、一個地址、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我開始懷疑,家甚至不能算是一個地方。

或許家是心靈的駐點,是我與另一個靈魂分享特定親密內容的所在,在其中講述故事的轉折、卷繞、激情與行進;故事會自行逆轉傳統年代地倒述,因為那是永恆的故事,交織了我們的最痛,甚至探掘言語無可形容的問題。

也許家是諸多個人故事的連結,家不是固定的港口,而是讓生命進進出出的港灣,讓大家在其中尋找定義與連結。至少對我而言,家是相互依偎、歸屬與自在,一個靈魂能徹底放鬆的地方。當你感覺天真的情懷自心底擴散,明耀生光,那就是家。

我覺得真相本身也是家的一部分。例如,我的宗教信仰為我定義家的概念。我剛去傳道回來,跟藍道在一起時,強烈感受到家的感覺,那是無庸置疑的。因此我非嫁給他不可,跟他在一起並不是「家」,而是藍道自己本身就是我的家。

因此我能了解,馬克.吐溫在離家遠飄國外的著作裡,寫下一位信賴伙伴的感覺。這位名叫「哈里斯」的人物以約瑟夫.托哲神父為藍本,他是馬克.吐溫四十多年的好友。馬克.吐溫藉助文字與哈里斯這位文學裡的人物──帶著「家」去旅行。

馬克.吐溫的四個孩子,都是托哲神父命名的,吐溫在失去三個孩子的陰鬱歲月中,常求助於托哲。

以下是吐溫寫給托哲的信:
我希望你寫信給我嗎?我真的很希望……其他人會傷我的心,但你不會,你有著別人沒有的聖潔之心,你的撫觸帶來療癒,而非割裂,而且你了解我們心中的祕境,了解我們的生活──你跟他人一樣了解生活的外貌──但也明白他們無法理解的內在。

最後,為吐溫及他的妻子奧莉維亞主婚的托哲神父,在作者失去愛妻時,收到了這封信:
我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無論奧莉維亞在哪兒,那裡就是我的國度。
失國、失家、放逐、移居、游牧、流浪。
人類。
神聖的。
家。
我才剛開始了解這些字的含意。
可是無論我在何處,家似乎總能靜悄悄地神奇找到我。

 

本文授權刊登自商周出版 / 梅麗莎.戴頓.布拉德福《我是現代游牧媽媽:橫跨三洲,旅居八國,搬家十六次,最全球化的異國教養紀事

takmother我是現代游牧媽媽:橫跨三洲,旅居八國,搬家十六次,最全球化的異國教養紀事

作者:梅麗莎.戴頓.布拉德福
出版社: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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