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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


    25 六月 2018 臉譜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迷失在字裡行間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前紐約州副州長貝希.麥考伊博士(Dr. Betsy McCaughey),出現在佛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的廣播節目中,評論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引發爭議的美國健保改革計畫。這個計畫試圖納入成千上萬沒有健保的老百姓。

    二○一五年夏天過世的湯普森,始終是個旗幟鮮明的保守主義者,洞悉世情的老練與威風凜凜的氣質,跟著他從法律界一直到美國參議院。他忙裡偷閒,在好萊塢還客串過幾個角色,也頗獲好評。離開參議院之後,他主持廣播談話節目。二○○九年,歐巴馬健保被大卸八塊、惡言相向之際,他的廣播節目是保守陣營成千上百的宣洩口之一。

    這其實不是麥考伊擅長的議題。她是哥倫比亞的歷史學博士(讓她得到了Dr.頭銜,聽起來好像跟醫學界有關),靠著非凡的智慧,從匹茲堡的平民家庭出發,成為美國右翼重要的公眾人物,被認為是健保政策的專家。一九九○年代,民主黨嘗試改革健保,出師不利,她猛烈抨擊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健保,展現法庭辯論的凶悍氣勢。歐巴馬健保卻是迥然不同的提議—基礎原則反而接近共和黨的設計,或者曾經施行過的政策。更尷尬的是,歐巴馬健保跟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擔任麻塞諸塞州州長期間的做法,異常相似。麥考伊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羅姆尼已經開始爭取總統提名,準備在二○一二年迎戰歐巴馬。

    但是,麥考伊卻悍然不顧歐巴馬健保跟共和黨的主張,有思維上的血統關聯,仍然墨守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接受由律師轉任電台主持人的專訪時,她也不曾面對嚴謹的交叉檢驗。早在歐巴馬進入白宮之前,美國的政治已經向兩極分化,媒體議論政治,各有立場,選邊站。秉持反對意見的人,恕不邀請—但他們可能集結在另一邊的演播室,把自己帶進意識形態的舒適圈,作繭自縛,減輕面對衝突的危險。

    就表面來看,這種遭遇戰也沒什麼—政治氛圍、名嘴、特定偏好與討論取向—罕見之處。但是在那一天,麥考伊卻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說詞。當時,歐巴馬健保計畫正送交國會審議,但她竟在草案的深處,找到了沒人注意卻暗藏凶險的提議:

    草案爭議,不一而足,但我認為最駭人聽聞的規畫,出現在第四二五頁,其中規定,國會有強制權力⋯⋯每五年,要求健保參與者接受諮詢會議,告訴他們如何提早結束生命、如何斷絕營養與水分、如何接受收容照顧⋯⋯這是生死攸關的神聖議題。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段談話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明。第一,指控不實。麥考伊說的法案,應該指的是一二三三條,並不是召開諮詢會議,強制「終結生命」。諮詢會議必須由投保人主動要求才能召開。草案設計的目的是把諮詢會議納入健保,由聯邦保險項目支付相關費用。

    雖然麥考伊的評論純屬虛構—事實上也招來立即與果決的否認—卻無法阻止它搜刮眼下的現實利益。這牽連到第二個更有趣的重點。終結生命諮詢條款,在先前,曾經短暫獲得兩黨的初步支持。但在麥考伊語出驚人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評論者與諸多共和黨知名政客,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貝納(John Boehner),便尾隨在她身後,展開一輪猛攻。論述開始膨脹。電台主持人蘿拉.英葛翰(Laura Ingraham)引用她八十三歲老父親的反應,宣稱「我不想讓任何一個政府官僚告訴他,想當個好公民,就得接受怎樣的治療。越想越恐怖。」當部分右派評論者與政客,大肆嘲笑、揶揄一二三三條中的「神話」或是「騙局」成分—MSNBC的「早安,老周」(Morning Joe)談話節目—周.史卡波洛(Joe Scarborough)開始追進,將一二三三條說成「死神條款」—在政治光譜這一端的保守陣營,自然不認為麥考伊的說法是神話,一口咬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八月七日,裴林在臉書上,貼文加入戰局,其中包括了這樣的敘述:

    我所知道與深愛的美國,不會讓我罹患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父母或子女,站在歐巴馬的「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前,讓他的官僚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他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水平」是否值得接受健康照顧。這種健保系統根本就是造孽。

    接下來的發展眾所皆知。隔沒幾天,這個新鮮炮製出來的「死亡陪審團」,立刻滲入美國的每個角落;狂熱的敵對陣營大力駁斥,卻在無意中造就了難以避免的結果,導致這個名詞更加流行。八月中,皮尤(Pew)民意調查顯示,有不少於86%的美國人聽過這個名詞,3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其中共和黨人占了47%,另外20%的受訪者無法確定真假。

    儘管一再否認,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執意相信,接受歐巴馬健保,等於接受強制性的「死亡陪審團」,蔓延趨勢難以遏止。幾個月之後,民主黨放棄了這項基本原則。二○一二年,歐巴馬政府再度觸及由健保支付「生命終結諮詢」的可能性,污名化的標籤頓時蠢蠢欲動,迫使提議迅速作罷。二○一五年夏天,當局宣布,經過深入的研究與諮商,健保傾向支付「生命終結諮詢」。可想而知的是:麥考伊立刻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上宣稱:「『死亡陪審團』捲土重來。」

    一個誇大不實、極盡扭曲的名詞,完全與歐巴馬健保的核心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卻改變了政治的軌跡。事實上,這是許多美國人在憶及健保辯論時,唯一有印象的焦點。老牌的保守派評論者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評論裴林的表現時,不減煽風點火本色:「這女士總是知道如何創造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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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齣政治鬧劇中,且把我們對於主角的觀點放在一邊,也暫且不管健保與政治,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考慮「死亡陪審團」。什麼原因讓這個詞瞬間爆紅?為什麼這個名詞成功的形塑了健保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的公眾語言究竟怎麼了?

    這個名詞的力量,很明顯的來自於它的壓縮(compression)。政治論點,只用了兩個英文字就很有力的表述出來,對於推特或者其他媒體來講,實在非常完美。比方說,二○○九年夏天,你從美國某個機場走出來,看到一台電視,「死亡陪審團」這幾個字眼,就非常適合嵌在有線電視新聞頻道螢光幕下方的標題色塊裡。你可能不知道出現在電視上的人,是支持還是反對歐巴馬健保,但你看到而且會記得的,就是那兩個英文字。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分析壓縮這個概念。「死亡陪審團」具有舉隅法(synecdoche)的效果。這種轉喻詞(metonym)是以部分代表全體。當我們聽到「死亡陪審團」這個詞,不單指一二三三條,也代表整體的歐巴馬健保。事實上,它還指涉了歐巴馬、他的政府以及他看待美國的視野。

    你也可以用預辯法(proleptic)來分析「壓縮」這個概念:它想像某種未來的場景,卻以當下的情況呈現。麥考伊僅僅誤解草案,裴林卻補充了政治預測,描繪如下走向:民主黨推動的立法,建議賦予聯邦政府控制你與你家人健康的權力—控制生與死—遲早他們會創設一個機構,判定誰可以得到什麼。這就是所謂的「滑坡謬論」(slippery-slope argument)— 如果他們的立法通過,到頭來,政府就會決定人民的生死。這當然不是完整的論述,而是一種浮誇的修辭,直接跳到地獄般的絕境,激發大家對於生命的鮮活想像。預辯法的力量可以讓你忽略緊接著該有的推論步驟,其實已經默默消失。

    這個句子在初登場之後,衝擊效應逐漸擴大的原因,得力於以下兩種似是而非的伎倆。裴林在「死亡陪審團」前後,加了引號,好像她是從草案原文直接摘引出來的,「社會中的生產水平」亦復如是,一副是歐巴馬的用語,而不是她捏造出來的模樣,因此喚起大眾對於社會主義/官僚集團缺乏人性的恐懼。隨後因為同一陣營的保守派眾議員米歇爾.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片面解釋以西結.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支持全面健保的狂熱生物科技專家)說法,更強化了打擊的力道。足足半個世紀以來,對於美國健保改革的攻擊,始終不曾中斷,現今的批評只是傳統的遺緒之一。舉例來說,一九四○年代中期,美國醫學學會(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就形容杜魯門總統的全國健康保險是蘇聯版的「社會主義醫療」,但是「死亡陪審團」這個詞激發的卻是更黑暗的想像:二十世紀的優生學、安樂死計畫、死亡集中營裡的無奈選擇,而歐巴馬跟他的醫療官員,則是取代了納粹醫生。

    如果我們側耳傾聽,不難聽到弦外之音。飽受煎熬的老年人,選擇放棄治療,於今看來,已經是相對保守的概念。裴林提起她罹患唐氏症的兒子崔格(Trig),標誌著她會把這個溫和的主張推到多遠、推到怎樣的極端:現在可好了,連年輕人都不放過。

    這裡還有廣泛的意涵。面對公眾決策,一般美國選民或許可以很理智的歸納兩類問題:一種是牽涉到宗教、文化、倫理歧異的核心問題—墮胎與同性婚姻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不過這些議題,基本上,是可以處理的。但我們要怎麼預防下一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如何保護美國抵禦茲卡病毒(Zika virus)的侵襲?經過深思,你或許會做出結論:健保改革的議題,恰巧落在這為難的第二類。

    裴林意在言外。先前,她公開提及崔格,為的是連結她反墮胎的主張;而攻擊歐巴馬健保,也是相同的手法,暗示這是一場善惡力量的角逐。把她唐氏症的孩子扯進來,是試圖把墮胎引發善惡對立的爭議,移植到歐巴馬健保改革的戰場上。一講到墮胎,正反兩邊都認定沒有妥協的可能。健保爭議也是相同的處境,她說,你怎麼能跟屠戮你孩子的人妥協?

    講到「死亡陪審團」,還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補充。這個詞具有無限上綱(maximal)的特性:不管從哪個層面,它都表達了最強烈的語意。裴林宣稱,她所揭露的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共犯,推翻了反對意見中也可能有善意的假設—這是生死相搏的政治競技場,動用任何語言武器,都是公平的遊戲。修辭學並沒有驅散反倒助長了對政客的不信任,而且還相當成功。

    也許「死亡陪審團」這個名字讓你汗毛直豎。也許你會覺得這是一種妖魔化或者醜化的修辭概念,但發現一般人無力抵抗這種粗俗誇張的表達方式,還是會讓你大吃一驚。修辭學就是為了特殊的時間地點,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受眾而設計的—完全是一種高度策略性、情境式的(contextual)藝術—訴求的對象未必是你。在特定的情境中,有特定的受眾喜歡聽,就會產生摧毀性的效果,就像是精密導引的攻擊武器,長程鎖定,一擊中的。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樣的修辭法是全然的失敗。它過於刻意,脫離現實,無視健保拉拒中困難的決策與利益交換過程。敵對方的意見如此精於算計、暗藏玄機,一般民眾非但不能輕鬆了解歐巴馬健保的政策選項,反倒讓他們如墜五里霧中。為了追求修辭的衝擊力道,在有意無意間,只得犧牲解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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