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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太習慣判斷社會地位，到頭來習慣成自然，就像騎腳踏車或開車好幾年之後，完全不必思考就能自動操作。我是在一個擁擠的咖啡店寫下這段內容的，外頭是寒冷的冬天早晨，而坐在我周圍的眾多客人，剛好是這個大學城人口的縮影。一位五十來歲的男士頂著一頭白髮，臉上架著玳瑁框眼鏡，熨得筆挺的開襟襯衫外面穿著一件拉鍊拉到頂的針織衫。
這位男士帶了三個正值青少年的孩子，雖然只是平凡的T恤和棒球帽打扮，仍隱隱流露出自信心。另外有一對二十幾歲的男女，男子戴著粗黑框眼鏡，身穿黑色套頭毛衣，衣服上最顯眼的部分是服飾公司北臉（North Face）明亮的品牌商標，不斷的檢查自己的智慧型手機；女子很美麗，身上穿著合身的牛仔褲和毛衣，太陽眼鏡推到打理得相當完美的頭髮上，耳環和手鐲是成套的。
坐在他們旁邊的是，一對大概二十幾歲的男女，年紀比前一對大一點，兩人靠得很近，交談熱切。這名女子有一頭亂糟糟的金髮，披散在頸間色彩繽紛的花圍巾上，圍巾底下是另一款花紋的毛衣。男子身穿藍色法蘭絨襯衫，留著毛茸茸的落腮鬍和頭髮，看來這兩位不久前才一起滾過床單。
隨便走進任何一家像這樣的咖啡店，猜測人們的社會階層似乎是很簡單明瞭的事；或者你以為要花好幾年工夫，才能練出這樣的本事，其實不見得。我們家牆上掛著一張照片，那是女兒上托兒所時的全班合照。有一天三歲大女兒指著照片上的一個女孩，用實事求是的口吻宣布：「艾麗（Ellie）和我一樣富有。」我為她的話感到震驚，指著另一個孩子問：「那這個怎麼樣？」我女兒說：「噢，她是窮人。」
這件事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女兒上的托兒所是我任教的大學開設的，所以學生身分多少都和大學有些關聯。三年來我送女兒上下學，陪她參加同學的遊戲聚會和生日派對，對她班上同學的家庭相當清楚，也知道所有家長的職業，其中許多父母是教授或醫生，也有一些是研究生或學校職員。
我把女兒的注意力帶回那張合照，照片中有十五個孩子，如果孩子的父母是教授或醫生，女兒就會歸類到「富有」；若是研究生或職員，則歸類為「貧窮」。客觀來說，拿歐爾山斯基指數之類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家庭都不符合「貧窮」的類別，但我女兒是拿她自己和我們這對擔任教授的父母，與同學做比較後，有了這樣的判斷；根據她所用的標準，結果竟然再準確不過。
莫非女兒是恰好矇對的？不太可能，因為連續十五次猜對答案的機率，大概只有十萬分之三。我心裡浮起一股奇怪的感覺，既驕傲又驚駭。難道我的女兒特別聰明伶俐？還是她對地位有非比尋常的執念？其實兩者都不是，研究顯示對大多數人而言，辨識他人的社會階級真的是雕蟲小技。
心理學家麥可．克勞斯（Michael Kraus）與達哈爾．凱爾特納（Dacher Keltner）就做過測試，想要了解成年人判斷別人社會階層的準確度有多高。兩位心理學家將參加實驗的大學生分成五十三對，每一對成員都不認識彼此，接下來請他們交談五分鐘，過程都拍攝成影片（我們姑且將這一組受試者稱為「閒談者」［Chatters］）。接著研究人員從每段影片中摘錄一分鐘短片，拿給第二組受試者看，要求對方猜猜看影片中每個人的社會階層，並依據我們在第一章談過的地位階梯圖，為他們打分數（我們稱這一組「評分者」［Raters］）。
評分者僅憑觀看簡短的行為樣本，就對閒談者留下相當正確的印象：他們為閒談者安排的地位階梯位置，頗為吻合閒談者自己提供的家庭所得、父母教育水準等資料。研究人員分析影片內容，想了解閒談者的哪些特質，可能傳遞自己的階級差異，結果發現越富有的閒談者，在聊天時就越漫不經心。
他們花更多時間整理自己的儀容、拿紙筆塗鴉，玩弄手邊的筆、手機或其他東西。反觀貧窮的閒談者參與對話時比較專心，眼神直視聊天對象，更常點頭和露出笑容。有錢的受試者地位較高，對談不會讓他們有任何「損失」；至於貧窮的受試者，則顯得努力想讓對方喜歡、接受自己。
像克勞斯這類的研究，說明人們能夠憑直覺，迅速觀察別人的社會地位，哪怕可用的資訊非常少。不過另一類研究顯示，人們可以在完全不自覺的情況下，拿自己和別人做社會比較。社會心理學最可靠的發現之一是，如果你有意識的想到一個，在某方面顯然比你優秀的人，就會看低自己，比從未想過那個人之前更貶低自己。同理，假如你想到一個在某方面比自己遜色的人，比較之後就會自我感覺良好。
湯馬斯．穆思淮樂（Thomas Mussweiler）領導的心理學家團隊設法探究，同樣的社會比較效果，可不可能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發生？
影響知覺的潛意識
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為自己的運動技能打分數，採用的問題如：「你能做幾個伏地挺身？」或是：「你一百公尺衝刺跑幾秒？」不過在受試者者回答問題之前，研究人員請他們花一分鐘默想自己的運動技能，同時要他們盯著一個電腦螢幕，螢幕上有一串隨機排列的字母。
受試者並不知道，這一分鐘內，有一個名人的姓名會出現十次之多，取代這串字母，不過每一次只維持千分之十五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受試者不可能有意識的察覺到那個名字，因此若有任何效果，也是潛意識。
有一組受試者接收的名字，是著名NBA職籃明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第二組則是教宗若望．保祿（Pope John Paul）。穆思淮樂假設，受試者應該會認為教宗在運動方面不如籃球巨星，果然不出所料，潛意識接收教宗的名字的那一組，對自己的運動技能評分較高，高於接收喬登名字的那一組。
不論是什麼樣的比較過程驅使，這種效果一定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因為受試者根本不曉得，自己讀到這些名字，更遑論拿自己和他們做比較。
想想看這些研究對我們日常經驗有何意義。前一分鐘，你還坐在路邊的咖啡座，一邊享受咖啡、一邊翻閱雜誌，對自己感到很滿意。然後你開始納悶和同年齡的人相比，這樣應該算成功嗎？我敢說辦公室的雀蕊兒（Cheryl）一定比我賺得更多。我該用硬木板裝潢廚房嗎？儘管思緒有些天馬行空，往往卻是感覺意識（sense of consciousness）在背後進行。
就像上述例子的喬登一樣，也許妳在翻雜誌的時候，根本沒有注意到蒂芬妮（Tiffany）珠寶公司的廣告，當你攪拌咖啡裡的糖粒時，也沒有注意到一輛保時捷（Porsche）轎車剛好開過去；你不會質疑眼前雜誌頁面上，留白的白色或墨水的黑色，但是情境確實可以塑造我們對顏色深淺的知覺，就像那幅棋盤插圖一樣；你也不會質疑印刷雜誌的紙張重量，如果你才搬動過椅子而不是拿起咖啡杯，就會注意到雜誌的重量感覺不一樣；你不會質疑腸胃想再喝一杯咖啡的渴望，儘管那可能是馬克杯的尺寸所造成。
「這是黑的，那是白的、我想再喝一杯咖啡、還想把廚房裝修得更高級……」我們都知曉這些思緒和情緒，是大腦運算的成果，然而我們從頭到尾渾然不知的是，無意識的運算這個狀態本身，是任由大腦持續不斷的監督情境、比較，然後把運算結果丟出來。這樣會使我們覺得比別人遜色或優秀，卻絲毫未察覺自己在做任何比較。
有一條線索可以證明人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拿自己和別人做比較，那就是發現自己對於無關緊要的事情，也會產生強烈的好勝心。每到星期三，教堂山（按：Chapel Hill，作者任教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座落於此鎮）的一間小會議室裡，總會出現七名教授，他們面前擺著兩疊紙牌，還有一個上了漆的木製南瓜，裡面裝滿精緻的巧克力。我和同事在那裡共進午餐，一邊玩德國橋牌（Oh Hell），一邊閒聊當天的議題，話題有時候是枯燥的系務，有時候是令人津津樂道的八卦。還有些日子，房間裡恬靜無聲，我們的眼睛在紙牌之間轉來轉去，因為牌局已經接近尾聲。
我們玩紙牌時並不拿錢下注，事實上，大家對勝負不怎麼放在心上，因為每次牌局結束，贏家必須把木製南瓜送回在玄關的原位，承受學生偷笑的視線與打量。話雖如此，牌局的氣氛總是很緊張；贏過別人的機會實在讓人難以抵抗，哪怕只有一個小時，哪怕較勁的方式再傻氣不過。
明明沒有金錢賭注，為什麼我和同事如此熱衷這樣激烈的競爭？因為從大腦的觀點來看，金錢和相對地位沒多少差別，兩者都運用到大腦的相同區域，也就是所謂的「報償迴路」（reward circuit）。它是一組相互聯接的大腦區塊，當我們如願以償獲得想要的東西時，這些區塊的神經元就會放電，或是即將放電。
報償迴路的快感，與喝酒相當
「報償」的語言來自對大鼠（rat）和小鼠（mice）的研究，將飢餓的大鼠關在籠子裡，每次牠用爪子按按鈕，就會得到一顆飼料，過不了多久，大鼠就懂得嫻熟的按按鈕，簡直把它當作吃角子老虎。
假如把一根電線穿過這隻大鼠的腦殼，植入大腦中央的特定區塊，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記錄來自其神經元的電脈衝。將那根電線連到擴音器上，就能聽見神經元發出霹霹啪啪的聲響，彷彿收音機的靜電。一開始聲音微弱而零星，但隨著大鼠按到按鈕、獎賞出現，響聲變得越來越大。等到大鼠吃掉飼料，聲音又慢慢消失了。特定獎賞引起的霹啪聲越密集，大鼠就會越積極按按鈕，期望得到另一次獎賞。
報償迴路的神經元放電活動，和人體做出「多來一點，拜託啦！」的強烈反應，兩者之間緊密的聯繫，給了兩位神經科學家─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詹姆斯．歐茲（James Olds）與彼得．米爾納（Peter Milner）絕妙的點子。從食物報償實驗看來，整個過程似乎有一個封閉迴路：按按鈕，點心出現，報償中心開始放電，受試動物開始按按鈕以求獲得更多食物。
有個詮釋說法是大腦放電活動等於一種手段，目的是確保過去成功按按鈕的動作一再重複。不過還有另一種詮釋，是按按鈕與吃飼料不過是一種手段，大腦藉此來刺激自己。換句話說，也許大腦這個區域的刺激本身就是報償，吃飼料只是引發刺激的方式。
歐茲和米爾納提出問題：如果完全取消食物報償，而把按鈕連接到電池上，直接刺激大腦，結果會怎樣？沒想到他們這麼一改設計，大鼠按按鈕的動作根本停不下來了。到了實驗的後期版本，大鼠不僅不吃不喝，只是一個勁兒的按按鈕，甚至願意穿過通電的地板，不顧腳部被電擊的痛苦，只為了搆到按鈕。用電刺激大腦提供報償訊號的方式，實在太有效率，大鼠根本不需要其它東西了，牠們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敲打那個按鈕，直到筋疲力竭到崩潰為止。
如果你以為這種大腦刺激裝置，應該會讓人很快活，有朝一日也想試試看，那麼我給你一個建議：不必動手術，直接喝一瓶啤酒就能得到相同感受。大腦報償迴路的路徑演化至今，使得人類不遺餘力的尋找，對生存和繁衍有益的事物──也就是食物和性愛。
不過，會讓人興奮的物質，從純樸的葡萄酒到快克古柯鹼（crack cocaine），全都是同樣刺激這種大腦網絡，因為它們的化學結構，剛好都類似大腦天然報償訊號的化學物質。只要幾杯黃湯下肚，你就能藉此得到與歐茲、米爾納的大鼠，經由電刺激所獲得的相同快感。
當然，研究人類的時候，我們不是聽植入腦內的電線發出的聲響，而是觀看磁振造影照出來的彩色腦部地圖。如果你在人們吃巧克力、啜飲馬丁尼雞尾酒（Martini）、或做愛（挺彆扭的）的時候，觀看這些腦部掃描圖像，就會看到相同的報償迴路也霹霹啪啪動起來了。
「比較」帶來的感受，等同性愛、金錢、迷幻藥
由於相同的大腦網絡，會回應種類截然不同的所有經驗，因此對於多種不同型態的刺激，報償網絡創造出一種「通用貨幣」。這麼說起來，你如果知道我們賺錢的時候，報償迴路也有相同反應，大概就不覺得奇怪了。已經有數十種研究顯示，當實驗受試者賭博、挑選股票、安排財務時，只要賺了錢，他們的報償迴路反應和進食、做愛、嗑藥時一樣。
奇怪的是，報償迴路對相對地位的反應，竟然和真正的金錢一樣強烈。神經科學家克勞斯．弗利斯巴赫（Klaus Fliessbach），請兩兩成對的受試者玩一種簡單的遊戲，同時掃描他們的腦部活動。每一輪遊戲參與者都必須做決定，例如指認兩張照片中的哪一張，有比較多圓點。由於時間不允許真正去數圓點，所以他們必須很快估個大概的數字，猜對的人贏到獎金。每一次做完決定，電腦就會顯示各個參加者賺了多少錢。
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參加遊戲的受試者贏錢的時候，報償迴路勢必響個不停。不過這項研究真正要追究的問題，是報償迴路「管不管」相對地位，事實證明恰如弗利斯巴赫所料：不論玩遊戲的人真正贏了多少錢，當他贏得比對手多時，報償迴路就發動得更激烈。
光是知道自己比對手出色，就能產生等同於性愛、金錢或迷幻藥引發的大腦反應。地位顯然是強大的激勵，這類研究認為當我們說人家酷嗜地位時，並不只是打個比喻而已。
誠如我們所見，人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靠相對性比較判斷社會階層，而且能分別最細微的差異；他們只消瞥一眼，就可評估別人的地位；他們極度渴望在地位階梯上，站得比別人更高。把這些綜合起來，就得到一個萬分敏感的人種，不僅在乎物質財富，也計較不平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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