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ixabay)
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演講稿撰寫人強．法夫洛（Jon Favreau）藉由要求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別再說話，而將自己引薦給了這位未來的總統。
法夫洛當時二十三歲，只是個替參議員約翰．凱瑞（John Kerry）的總統競選陣營工作的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聖十字學院畢業生。時任伊利諾州（Illinois）參議員的歐巴馬，正在排練當天傍晚他預備在波士頓艦隊中心舉辦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投影片。法夫洛打斷排練，然後詢問這位參議員有沒有可能考慮修改一段關於紅州與藍州的諷刺格言。這跟凱瑞某一段精采的妙語極為類似。據報歐巴馬相當憤怒；那是這次演講他最喜歡的部分。但他還是改掉了。
我們很難說，在二○○四年夏天艦隊中心的講台上，誰才是真正的大騙子。照著投影片演講的歐巴馬，從未入主國家當局。年輕的法夫洛獲得成為演講稿撰寫人的好運氣，只是因為凱瑞陣營在愛荷華州黨團會議前，遇到了更資深的幕僚拋棄這個職位離開的災難。「當我們即將輸給（前佛蒙特州州長霍華）迪恩時，他們找不到任何想要加入的人。」法夫洛告訴《新聞周刊》（Newsweek）。「儘管我過去沒有任何經驗，但我就這樣成了演講稿撰寫人代表。」
三個月後，凱瑞在總統大選上落敗，而歐巴馬成了一個需要演講稿撰寫人的全國性政治名人。二○○五年一月，法夫洛與歐巴馬在國會山莊（Capitol Hill）德森辦公大樓（Dirksen Office Building）的參議員咖啡廳會面。這位參議員問說，「你的演講稿撰寫原則是什麼？」
「這相當有趣，」法夫洛在那次會面十年後對我說，「因為一開始歐巴馬吸引我的，不是激昂的言詞，而是他的真實性。做為演講稿撰寫人，我思考了很多關於共鳴的事，我總是試著想像聽眾的樣貌：他們來自何方？ 他們的知識基礎從何處起步？ 我們要如何與他們這兩種樣貌連結，並再多激起一點點他們的共鳴呢？」他得到了這個工作。幾年後當歐巴馬宣布他要競選總統時，法夫洛成為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選舉首席演講稿撰寫人之一。
三年後，二○○八年初，歐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似乎成功迷住了選民，在贏得愛荷華州的黨團會議後，在新罕布夏州也衝到雙位數的領先優勢。但最後在這個州的初選，他以三％的差距敗給了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二○○八年一月八日，他在敗陣的狀態下，站上了南納舒亞高中的講台，感謝他的支持者，並進行了一場或許是他生涯被人引用最多次的演講。他們建構了一份圍繞著一個極為簡潔的口號打造的演講詞，簡單到歐巴馬一度因為這份講稿太過陳腔爛調而退稿，這個口號是：「是的，我們可以。」（Yes, we can）。
當我們面對不可能獲勝的機率、當大家告訴我們，我們還沒準備好，或是我們不該去試，或是我們辦不到時，世世代代的美國人會以這個集合了全體人民精神的簡單信念來回應：是的，我們可以。是的，我們可以。是的，我們可以。
這個信念寫在了建國憲章中，宣示了國家的命運：是的，我們可以。
當奴隸與廢奴主義者穿過暗夜，朝自由前進時，這句話在他們之間口耳相傳：是的，我們可以。
移民者從遙遠的遠方啟航時，開拓者向西推進，面對無情曠野時，他們高唱：是的，我們可以。
工人組織起來，婦女為投票挺身而出時，一位總統選擇月球作為我們新的邊境時，以及一位國王帶領我們站上山巔，並指向那塊應許之地的方向時，他們大聲疾呼：是的，我們可以……
「那是你所能想像到最簡潔的短語，這三個單音節的字，是大家每天說話時都會用到的字。」法夫洛說。不過這段演講將它蝕刻成詞藻華麗的諺語。它啟發了音樂錄影帶、成為流行語，並從受到讚譽、斷章取義的說笑到成為嘲笑的對象，如同今日風靡一時的事物會在網路上收到的各種反應。
歐巴馬不斷重複的「是的，我們可以。」是一種被稱為結句反覆，或者說是在句子結尾使用重複文字的修辭手法範例。它是許多知名的修辭形式中的一種，大部分用在以某些重複形式為基礎的希臘姓名上。
還有首語重複法，就是在句子開頭重複（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我們會奮戰在沙灘、我們會奮戰在降落場、我們會奮戰在田野」）。還有層遞，以簡短的三連句重複（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民有、民治、民享」）。還有緊接反覆，以同樣的字不斷重複（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要知道法規代表什麼意思，只要牢記四個字：工作、工作、工作和工作」）。還有切裂法，以一個字或一段短語加上簡短的間歇重複（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或是用最簡單的A-B-A架構（莎拉．裴琳〔Sarah Palin〕：「採啊寶貝採啊！」）。還有對比法，以子句架構將兩個截然不同的想法並列（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那是個最好的時代，那是個最壞的時代」）。還有對句法，以句子架構重複（你剛剛讀的整個段落就是）。
最後，還有現代演講寫作訣竅之王，倒置反覆法，即倒裝法修辭：「問題不在車有沒有比你兇；問題在於你有沒有比車兇。」
以下用幾個原因說明為何倒置反覆法會如此流行。首先，它的複雜度剛好可以掩飾其公式化的事實。第二，它的實用之處，在於可以藉由刻畫出鮮明的對比，好強調其論點。第三，它就像是鴉片，以瑞典詞曲創作人的理解，就是圍繞著兩個元素，即A與B，來打造一個記憶點，然後將它們倒置，好能立即給予聽眾滿足感與意義。經典的倒置反覆法架構是AB；BA，自從一個瑞典樂團使用了這個名字後，大家就都能輕易地牢記它了。（注：我高度懷疑他們取團名的方式是刻意使用希臘修辭手法，不過「倒置反覆法就是ABBA（阿巴樂團）」是種便利的啟發式教學法。）在政治上所使用的知名ABBA架構範例包括了：
• 「人並非環境的產物，環境是人的產物。」─前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 「東方與西方互不信任的原因是武裝；武裝的原因是我們互不信任。」─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
• 「世界面對了一個跟一九九一年相比截然不同的俄國。就如同其他國家，俄國也面對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
• 「無論是我們將敵人帶向正義，或是將正義帶給我們的敵人，正義終將伸張。」─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
• 「人類的權利便是女性的權利，女性的權利即是人類的權利。」─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
尤其是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讓ABBA廣為人知（而ABBA也讓約翰．甘迺迪廣為人知）。「人類必先終結戰爭，不然戰爭必先終結人類。」他說，以及「每次緊張情勢的上升，就會造成武器生產量的上升；每次武器生產量的上升，就會造就緊張情勢的上升。」以及最知名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倒置反覆法就像是西方流行音樂的C–G–Am–F和弦進程：你在某處學成之後，你會發現到處都聽得到。9透過ABBA，困難甚至是有爭論的想法被轉換成為類似音樂性記憶點的東西。
歐巴馬與法夫洛並未大量仰賴某一種手法，不過他們做了一串強力連擊，部分是因為他們思考演說時的方式，與薩文．科特查等詞曲創作人思考歌曲的方式雷同─即需要記憶點、副歌與清楚的架構。
他們通常從馬丁．路德的演講中尋找靈感，他的演講含有聖經的教誨、節奏性，且藉由明確包含黑人講道傳統的音樂性來推進的。在《禮讚：非裔美國人講道時的呼喊與回應》一書中，神學家伊凡斯．克勞福（Evans Crawford）將佈道與藍調的反覆樂節兩者互相比較，一個是「藉由即興的自由節奏與合宜的重複旋律賦予特色。」而完美的佈道會是「開始低聲、緩慢前進、往上攀登，然後爆出火花。」
自學鋼琴的法夫洛大學時曾學過古典樂，他也樂於將他的工作與撰寫流行歌曲相比較。「一句好詞在演講中，就像是好音樂的其中一個環節。」他說。「假使你採用一小段文字，然後用它來貫串整場演講，就像是副歌在一首歌之中的地位，會成為留在記憶中的那個部分。大家不會因為主調而記得一首歌。而是因為副歌。假使你想做出一些會讓人留在記憶中的東西，你得要讓它不斷重複。」
當歐巴馬與法夫洛一起著手進行最重要的演說時，他們會問：「這次演講的骨幹為何？」骨幹即是記憶點、主題，或是將整個演講結合的修辭性副歌。二○○八年，他們初次見面後四年，前伊利諾州參議員與前凱瑞演講稿撰寫人代表回到了
9注：「你在某處學成之後，你會發現到處都聽得到。」是希臘修辭學的另一種架構，也就是交錯法，它有點類似倒置反覆法，但規則較為鬆散。它仍然達到了架構上的對稱，不過你不需要使用完全相同的文字倒置。甘迺迪的總統就職演說，以放肆的交錯法開始：「我們觀察到今天並非勝選派對，而是慶祝自由―象徵一段結束同時也是開始―意味著復甦同時也是改變。」假使你將甘迺迪演講稿中所有的交錯法與倒置反覆法剃除，只會留下一長串的連詞。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兩人的身分，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提名人，與他那知名的首席演講稿撰寫人。演講前幾天，未來的總統告訴法夫洛，他的演講稿有點不太對勁，它需要一個骨幹。
「他說，『我們來想一些能夠貫串這次演講的東西吧。』」法夫洛回想道。「最後我們使用了『美國承諾』這個概念作為主要思路。它將整個演講結合在一起。」在此次演講官方講稿中，歐巴馬重複「承諾」二字一共三十二次。
隨著時間推移，美國政治性修辭可能會變得更具音樂性。一八五○年代，大多數總統演說會達到大學程度的修辭，程度判定是採用福列希金卡（Flesch-Kincaid）可讀性測試，這是一九七○年代的海軍用來確保其軍事指導手冊的簡明度所開發出來的方法。不過從一九四○年代開始，總統演說變得更像是六年級的程度。
那是因為他們看到美國民眾的程度日益低落，而吸引他們做出這樣的改變。不過那時美國一般教育程度，比起一八○○年代應該有長足的進步。增加政治性修辭的簡化程度，確實透露出政治性演說的對象瞄準了更廣泛的民眾的信號，且效法了其他平民化形式的大眾娛樂，像是音樂。早期的民主選舉，只有白人擁有投票權，「總統能夠假設他們演說的受眾組成，大多數都跟自己差不多：受過教育、熱心公益的地主。」歷史學家與前比爾．柯林頓演講稿撰寫人傑夫．謝索爾（Jeff Shesol）說道。
不過投票權擴張後，總統選舉要訴諸的對象組成就更加廣闊了。總統演說朝向簡單化轉變，主要是發生在大約一九二○年時，同時發生了至少四項正向發展：一九一三年通過美國憲法第十七條修正案（Seventeenth Amendment）開放參議員直選；一九二○年通過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賦予女性投票權；一九二○年代推動國民義務教育運動；以及廣播電台的傳播，一九三○年代有超過五○％的家戶擁有收聽設備。（電視要等到二十年後才達到這個比率。）簡化的政治性修辭並未損害美國的民主。美國民主抬頭才是讓政治性修辭簡化的原因。
以上內容由商周出版授權刊登，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引爆瘋潮：徹底掌握流行擴散與大眾心理的操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