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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室外的公民課:從思辨、對話到公民行動的啟蒙


    23 十月 2017 木馬文化

    (圖片來源:pixabay)

    一例一休,政府是公親或事主?

    陳恕慧(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二○一七年一月,蔡英文總統出訪友邦,飛機上總統與媒體簡單話敘,閒聊中總統問到怎麼還沒把攝影機收起來,記者說:「所以我們(記者)真的需要一例一休啊!」總統說:「那你不必跟我說啊,你去跟你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就是來跟政府抗議,政府公親變事主,就變成這樣,你們要自立自強啊!」

    語罷,機上一片沉寂,總統接著問:「怎麼不說話了?」向來理性冷靜的總統難得發表如此「真性情」的言論,還真有衝擊力,莫怪機上媒體的回應是一片沉寂,大家都啞口無言。

    政府處理勞動政策時的立場與態度

    可以想見總統在一例一休的政策上承受巨大壓力,被批評為四方全輸的勞動政策,企業主和勞團都不滿,政府裡外不是人,雙方不討好,蔡總統為兌現選前的政策承諾,覺得好委屈?這委屈,恐怕是總統錯放自己的位置才導致的。

    在勞動政策中,政府的角色向來不是公親,一直是事主。《勞動基準法》第一條:「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勞動基準法》本是政府為保障勞工權益,介入雇主與勞動者間的雇傭契約,在契約自由外強制地加入合理勞動價格的考量。如此政府公權力的介入,是為了平衡勞動者與雇主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用勞動者有更多條件可以跟雇主談判,企求接近雇傭契約的正義價值。

    由此來看,政府並非是在勞動者與雇主間斡旋的調停者;而是站在公義位置,主導國家勞動政策的制定者。這個簡單的道理,總統不會不曉得,尤其是長期自詡與基層、勞動者、社會弱勢站在同一邊的蔡英文總統。那還有甚麼原因,會讓總統從勞工的代言人變成勞資爭議間的公親呢?難道真的是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讓勞動成為資本而不是成本

    課堂上,我曾用一例一休的例子和同學討論「提高台灣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是否能促進公共利益」。我請大家列出各種的可能原因,在我任教的五個班級中率先提出來的說法都是「這樣會妨礙台灣經濟,影響出口,降低台灣競爭力」、「和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台灣的勞動條件已經很好了」、「這樣物價會提高,消費者權益受損」;我請他們再想想有沒有能促進公共利益的可能原因,「勞動者是多數人,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比較有深度的學生能說出「勞動者是弱勢,促進弱勢權益符合公共利益」。

    但從學生的臉上看得出來,這些說法很難說服他們,當台灣經濟可能因為改善勞動權益遭到威脅,這些好學生們大概都覺得應該要有所取捨。至於什麼該捨,答案已經很明顯了。政府長期以來經濟掛帥的政策取向,從教育現場中學生的反應就有明顯感受,這種傾向資本家的善意體貼,是好學生們的一貫反應。

    而我給這些學生兩個回應:一、何以提高勞動條件會妨礙台灣經濟?勞動一直是台灣企業的成本,成本提高就會降低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沒有可能讓勞動成為資本而不是成本?二、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就是用廉價勞動水準堆砌起來的,而這些累積起來的經濟產值勞工們過得更好?勞工們用健康與血汗換來的經濟奇蹟是不是有讓他們住到更好的房子,更乾淨的空氣,有更好養育下一代的條件?如果沒有,那這些財富都到哪裡去了?

    總統如果想要不委屈,不當勞資雙方的夾心餅乾,可以先回答這些問題,先肯定提高勞動條件對台灣經濟、對公共利益的貢獻,然後就會知道自己該做甚麼了。下次當記者說:「所以我們(記者)真的需要一例一休啊!」總統就可以大方說「你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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