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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優待士大夫，論官員俸祿之厚，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無朝可比。清朝史學家趙翼說過，宋朝皇帝對官員有多麼優待：「給百官發錢唯恐不夠，從老百姓那裡徵收賦稅，唯恐搜刮得不乾淨。」宋徽宗時，淮南轉運使張根說過，當時大臣的待遇有多麼驚人：「皇帝派人給大臣建造豪宅，有時候能耗費一百萬貫，張根掌管淮南二十個州縣，每年上繳中央財政三十萬貫，還不夠給臣子蓋房呢！」
宋朝有一本教導為人處世祕訣的小冊子《世範》，該書勸導年輕人讀書，因為讀書「可以取科第，致富貴」。一個人刻苦攻讀，在科舉道路上奪關斬將，一旦躍入龍門，戴上烏紗帽，則金錢有了，美女有了，富足生活也來了。宋真宗〈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這首詩真不是騙人的，在宋朝讀書做官，用不著貪汙，就能得到黃金屋和千鍾粟。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清官，靠著俸祿能在家鄉蘇州買田設義莊，為整個范氏家族的窮人提供衣食、讀書經費乃
至嫁妝和聘禮。可見一旦做了大官，不但有能力養活一家，甚至有能力養活一族。
也不是說所有官員在宋朝都能得到高收入。剛入仕途的低階文官，薪水既低，又沒有各項福利，用他們的話講，「所入僅足以代耕」，收入和一個農民差不多，勉強餬口而已。至於不入流的小吏，在王安石變法前則連薪水都沒有，收入全靠貪汙，否則只能餓死。《文獻通考‧職役考》云：「內外胥吏素不賦祿，唯以受賕為生。」說的就是北宋前期底層小吏靠受賄為生的怪現象。
包公是正牌進士，五十多歲「倒坐南衙開封府」，躋身於高官階層，他當然有俸祿，而且俸祿一定很高、很嚇人。包公擔任開封府尹時，頭上戴有三頂帽子，即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龍圖閣直學士」是從三品，沒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學術問題或者政治上的重大問題需要諮詢的時候，龍圖閣直學士才站出來說兩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這種官叫做「侍從官」。「尚書省右司郎中」是從五品，也沒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書省上班，也不用負責尚書省的任何事務，它只是朝廷給官員計算薪水時的依據，所以叫做「寄祿官」。「權知開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職位，「權」是暫時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權知開封府事，就是說你本來有別的官職，但是朝廷現在派你全權負責治理開封府，別的工作可先放一邊。在北宋前期，像這種由朝廷指派去做具體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先說「龍圖閣直學士」這頂烏紗帽給包公帶來的收入。按宋仁宗嘉祐年間頒布的《嘉祐祿令》，龍圖閣直學士每月有「料錢」，也就是基本薪資；每月還有「添支錢」和「餐錢」，也就是補貼；另外每年春、冬兩季還能領到一些「衣賜」，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錢每月一百二十貫，添支每月十五貫，餐錢每月三貫，衣賜每年發兩次，每次發五匹綾、十七匹絹、一匹羅、五十兩綿。再說寄祿官「尚書省右司郎中」給包公帶來的收入。《嘉祐祿令》規定，尚書省右司郎中每月有料錢三十五貫，沒有餐錢和添支，而衣賜也是每年發兩次，每次各發三匹綾、十三匹絹、一匹羅、三十兩綿。按照《嘉祐祿令》的薪資發放原則，如果一個公務員既有寄祿官的官職，又有侍從官的官職，那麼他不能兼領寄祿官和侍從官的雙份薪水，而是哪份薪水高就領哪份。對包公來說，他的侍從官薪水明顯比寄祿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領到做為龍圖閣直學士的那份薪水。
最後看差遣官「權知開封府事」的收入。按《宋史‧職官志》，包公在開封府做最高長官，每月有三十石月糧，其中包括十五石大米、十五石小麥。此外每月還有二十捆（每捆十三斤）柴禾（供燃燒用的木柴、枯枝）、四十捆乾草、一千五百貫「公使錢」（朝廷發給地方官自由支配的辦公經費）。另外做為外任藩府的高階地方官，朝廷又劃撥給包拯二十頃「職田」，也就是兩千畝耕地，允許他每年收租，並且無需納糧。這兩千畝耕地按每畝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兩千石米的進項。再查《嘉祐祿令》，權知開
封府事每月還有一百貫的添支，每年冬天又發給十五秤（每秤十五斤）的木炭。拙著《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味》曾經按照宋仁宗時物價，將包公得到的所有薪資與福利統統折算為銅錢，加起來總共是兩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貫，這就是包公擔任開封府尹時一年可以支配的全部合法收入。
其實包公擔任開封府尹的時間只有一年半左右，就算他只做了一年，收入也有兩萬多貫。兩萬多貫是什麼概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讓我們來看看王安石三十歲那年寫的〈上運使孫司諫書〉：「我在比較富庶的江浙地區當了兩年縣官，發現所謂民間大戶也只有百畝田產，每畝最高兩貫，總價值最多不超過兩百貫。」包公在開封府一年收入兩萬貫，可去江浙購買良田一萬畝，一百戶富庶農民的全部田產加起來，還比不上他一年的收入。
讀者會覺得包公之所以清廉，是因為俸祿優厚。是的，高薪確實可以養廉，但是卻不能防貪，因為人的貪欲是無限的，除非有某種因素作為強力約束，否則大多數官員將持續不停貪下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記載南宋前期官場亂象：「東南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臨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帥臣監司，那是安撫使（軍區司令）、轉運使（省長）級別的高階地方官，實即一方諸侯，他們的俸祿肯定非常優厚，但是上任路上仍然到處接受同級和下屬的賄賂，動輒收入上萬貫。
和包公差不多同時代的大臣蔡襄回憶年輕時的官場，朝廷命官都恥於經商，可是三十年後風氣大變，「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茶葉、食鹽、香料，在宋朝都是專賣品，利潤極大，官員們一邊領著厚祿，一邊不顧專賣禁令搞走私。錢愈多，愈覺得少，這是人之常情，放之官場則不可，因為無論受賄還是走私，損害的都是國家利益，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
宋朝有很多清官，也有很多貪官，制度對官員的約束是一樣的，清官之所以為清官，是因為他們比貪官有操守，一個沒有操守的官員，不管給他多麼高的薪水和福利，他都欲壑難填。可惜操守並不一定靠得住，清官做久了，發現貪官比自己活得更好，發現貪汙起來沒有太大風險，往往也會變成貪官。包公清廉一生，操守始終很好，始終沒變成貪官，所以值得我們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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