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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什麼我們會相信陰謀論?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人類多疑的思維,潛意識裡的古怪、偏執、荒唐和瘋狂


    11 四月 2017 臉譜出版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個晴朗的周六早上,將近十一點的時候,德國的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從柏林市郊的家中出發,前往位於市中心的外交部。一如往常,只要天氣好,他就會坐在敞篷轎跑車的後座。幾分鐘後,他的司機沿著兩旁林蔭的國王大道(Königsallee)蜿蜒前駛,這時,一輛暗灰色的車子從小路竄出來,在他們前方突然轉向,把路擋住。兩名身穿皮大衣的年輕人從車窗探身出來,其中一個用一把衝鋒槍朝拉特瑙射擊,後者身中五槍,另一個丟出一枚手榴彈。第三個人是接應的車夫,趁拉特瑙的車子炸飛之際,驅車載著兩名殺手加速離去。拉特瑙當場失血過多死亡。

    三個禮拜後,警方追捕到兩名殺手。槍手是二十三歲的學生,名叫厄明.肯恩(Erwin Kern),他在與警方的槍戰中身亡。丟擲手榴彈的是赫曼.費歇爾(Hermann Fishcher),他寧可自殺也不願被捕。那時候擔任接應車夫的厄斯特.泰喬(Ernst Techow)已經被警方拘押。他的家人在暗殺事件過後沒幾天,便叫他去自首了。沒多久,泰喬便以謀殺案的共犯身分接受審判。在證人席上,他語出驚人地宣稱,他和他的同謀之所以暗殺拉特瑙,是因為拉特瑙是錫安長老會的成員之一。

    拉特瑙是在被暗殺前六個月才獲任命為外交部長。當時民眾普遍不滿岌岌可危的威瑪共和國(Weimar),但拉特瑙不僅是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同時也是一位猶太人。於是他很快成為各方鎖定的目標,包括右翼人士的抨擊、反猶太主義者的各式詆譭,以及死亡威脅。但說到他涉及猶太人世界裡的陰謀,這謠言追根究柢起來,其實是源於他早年在某篇論文裡寫下的一句話。拉特瑙曾經這樣寫:「三百個人全都彼此認識,他們不僅手握歐洲大陸的經濟命脈,也得在追隨者當中尋找未來的繼任者」。其實他是在批評當時常見的寡頭式商業經營手法。但是對《錫安長老會紀要》的德國出版商來說,拉特瑙筆下所謂的「人」其實就是「猶太人」。他們說他不是在控訴陰暗的商業經營模式,而是在間接暗指可怕的錫安長老會。另外,他們認為,拉特瑙之所以知道長老會的確實人數,唯一的可能是他也是他們其中一員。泰喬在審判過程中說,拉特瑙之所以必須死,是因為「他自己已經承認,並且誇稱自己也是三百名錫安長老會成員之一,他們的目的和目標是要讓全世界都受猶太人的支配。」

    拉特瑙並非《錫安長老會紀要》的第一名受害者。從它發行以來的那二十年間,早已在俄羅斯助長和引發各種可怕的大屠殺,數以千計的猶太人被殘忍殺害。然而拉特瑙被好戰的德國國家主義者親手處決的這件事,等於是預告了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

    猶太人乃心腹大患

    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當上德國總理沒多久,就在埋藏那兩名暗殺者的公墓處豎立紀念碑,巨大的石碑上刻著歌頌的碑文,讚揚他們是納粹大業的「先驅鬥士」。追悼會是在兩人的葬身處舉辦,會中,納粹黨頭目念出感人肺腑的悼文。納粹黨的準軍事部隊風暴營(Storm Battalion)指揮官厄爾斯特.羅姆(Ernst Röhm)表揚殺手的「光榮行為」。海因里希.西姆萊(Heinrich Himmler)更直言,「要是沒有他們兩位的英勇犧牲,今天的德國就得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政權底下茍活。「在此同時,來自德國各地的大學生,在風暴部隊褐衫軍的協助下進行大規模的焚書活動,拉特瑙的著作也被丟進火裡。在柏林的歌劇院廣場上,四萬人正聚集聆聽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聲嘶力竭地說:「極端的猶太理智主義時代已經到了盡頭。」

    希特勒真的曾在履歷裡放進自己反猶太立場的證明。一九二一年,在一張寄給某位不知名人士的簡歷裡,希特勒自誇「雖然我來自於一個還算見過世面的家庭,但殘酷的現實學院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將我轉變成反猶太分子」。歷史學家柯亨寫道,希特勒在《錫安長老會紀要》裡「聽見了來自同道中人的召喚,於是用盡所有生命回應它」。第一本用德文翻譯的《錫安長老會紀要》於一九二○年現身市面,當時希特勒才剛展開他的政治生涯。自一九二一年起,希特勒便開始在演說裡引述《錫安長老會紀要》—而這一年也是這本書被徹底揭穿真相的時候。柯亨特別提到,希特勒在書桌上擺了一張亨利.福特的大照片,他是最相信《錫安長老會紀要》這本書真實性的美國名人,希特勒稱他為「英勇的美國人海因里希.福特(Heinrich Ford)」。

    希特勒的一九二四年宣言《我的奮鬥》(Mein Kampf)大篇幅地討論到猶太人陰謀的真實性,並大方讚揚《錫安長老會紀要》。希特勒在書中寫道:「這整個民族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個連續性謊言的基礎上,它的範圍有多大,全都透過《錫安長老會紀要》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斬釘截鐵地呈現出來。」他說這本書被指控是假的,其實是猶太人宣傳的伎倆——這證明書裡的所有內容全是真的。他呼應亨利.福特和當時其他許多權威人士的說法,主張「事實本身就是最好的批判。

    他從此書的角度去檢驗過去幾百年來的歷史變遷,於是很快理解何以猶太人的媒體如此喧鬧」,也難怪「猶太人的腦袋會想出這些揭發手法」,他還說,「重要的是,我們是在害怕的心情下明確地肯定,書裡內容的確透露出猶太人的天性與活躍性,並披露出他們內在的行為以及最終的目的」。他的結論是,一旦德國民眾充分認識這本書的真面目,「猶太人的威脅便等於已經解除」。

    後來不到十年,納粹黨接管了德國,他們立刻把《錫安長老會紀要》放進國民學校的課程裡。一九三三年正式發行的納粹黨版本就通令讀者,「每個德國人都有責任研讀錫安長老會的恐怖聲明,與我們人民無止盡的苦難做對比,以便做出必要的結論」。以元首之姿登上權力高峰、展開統治生涯的希特勒,一再表明「要讓德國重獲自由、重拾力量——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它從猶太人手中解救出來」。他往往用荒誕又不人性的詞彙來形容猶太人:為了國家的健康,必須鏟除這些膿瘡、霉菌、鼠疫或傳染病,諸如此類。整個一九三○年代,納粹黨逐步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就像歷史學家羅伯特.威斯屈奇(Robert Wistrich)說的,德國的猶太人在自己的國家裡竟「成了法外之徒」。

    儘管希特勒在言語上把猶太人說成是害蟲和細菌,但他從來不曾因此看輕他們,或因視他們為低等動物,便認為只需邊緣化或放逐便行了。《錫安長老會紀要》所彙整出來的可怕陰謀帶給他很大的啟發,他發現原來猶太人是勢力龐大的敵人,與雅利安人種(Aryan race)在形而上是對立的。據說他曾這樣問過一位密友:「你難道不覺得猶太人各方面都跟德國人完全相反,但又像親生兄弟一樣相似?」「兩個團體是如此親密的盟友,卻又完全迥異」。對希特勒來說,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間的戰爭只會在末日將近的鬥爭中畫下句點。他說:「事實上,這對整個世界的命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戰。」

    事後來看,一九二五年希特勒離開蘭德斯堡監獄後曾做了幾場演說,其中一場已經藏不住他的種族滅絕野心。「只有兩種可能,」他解釋道,「不是敵人踩著我們的屍體前進,就是我們踩著他們的屍體前進。」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在希特勒掌權屆滿六周年時,他提出了一個極具煽動性、帶有不祥之兆的願景:
    我這一生經常扮演先知角色,但也因此常受到恥笑。在我力爭上游,累積政治實力的那段期間,曾說過有一天我會接管整個邦的領導權,再當上國家領導人,然後我會好好處理猶太人的問題。一開始的時候只有猶太人在聽見我的預言時會哄堂大笑,他們笑聲譁然。不過我想他們現在已經有好一陣子笑不出來,而是哭喪著臉了。今天我將再當一次先知:要是歐洲內外的國際猶太金融家再次成功地將各國捲入世界大戰,那麼最後結果絕對不是地球被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是猶太人大獲全勝,而是猶太種族在歐洲的滅絕。

    他的預言是自我實現性的。八個月過後,希特勒入侵波蘭,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從頭到尾哪怕有高達數百萬的歐洲猶太人被有計畫地圍捕,送進毒氣室,希特勒和他的納粹宣傳者還是將這場戰爭界定成全世界的猶太人為對抗德國所發動的戰爭。即便大戰已經接近尾聲,希特勒所在的柏林正在瓦解,他還是堅稱自己沒有錯。「說一九三九年的戰爭是我或德國的誰發動的,這根本是胡扯,」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他被迫做出的最後一次政治聲明,「這全都是那些有猶太血統或者為猶太人的利益做事的國際政客鼓動和渴望下的結果。」

    在他聲明裡的最後一句——也是他對後人的臨終遺言——他敦促他的繼任者要繼續對抗猶太人的陰謀。「最重要的是,我要求這個國家的所有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手下千萬要小心觀察這個種族的天性,一定要無情地打壓存心毒害全人類的國際猶太人。」直到第二天希特勒自裁的那一刻,已經有六百萬名猶太人——相當於三分之二的歐洲猶太人人口——死在他所追求的「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德文)上,意思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從第一次政治演說到最後記錄下來的這段話,希特勒都對《錫安長老會紀要》裡虛構出來的猶太人陰謀深信不疑,這個信念始終是他世界觀及所有行動的中心思想。柯亨寫道,在納粹手中,「怪誕的無稽之談」被刻意地設計,用來「引出人類裡頭的所有偏執和破壞的潛能」,最後簡直成了一張「種族滅絕的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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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G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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