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判斷計畫」（Good Judgment Project，簡稱GJP）研究進行兩年後，我們在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杭茲曼大樓頂樓的會議室舉行了一次超級預測員聚會，單從聊天的內容，很明顯得知這些都是非常聰敏的人，密切注意新聞的進展，尤其是菁英媒體。他們也很愛看書。
超級預測員表現較好，僅只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博學、更聰明嗎？那對他們是奉承，但讓我們其他人洩氣。知識是我們所有人都能增加的東西，但只能慢慢來。未能保持心智活躍的人，幾乎無望趕上終生學習的人。智力感覺更是一個令人畏懼的障礙。所以，為什麼要費事努力呢？
知識與智力驅動預知能力的概念看似真實，但貌似真實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將這個假設加以測試。感謝計畫共同主持人芭芭拉．梅勒絲，以及在開始預測前，忍受一連串累死人心理測驗的自願者，我們有了可以進行測試的資料。
要判斷是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智力理論中的一種型態，指個體天生由遺傳得來的能力，與後天的知識、經驗無關）還是處理大量未經分析資料的能力，自願者必須解出像下圖的那種問題，在右下角填入所缺的圖形。要解題必須能辨認產生每一排（每一排的圖形都必須在它的中間有一個特殊的符號）和每一行（每一行都必須包含全部三個圖案）圖形的規則。正確答案是第二行的第二個圖案。
不過，強而有力的模式辨識技巧無法讓你進展太多，如果你不知道在真實世界中要往哪裡去尋找模式的話。因此，我們測量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指運用技巧、知識和經驗的能力）──知識──採用一些以美國為主的問題，如「最高法院有幾位法官？」以及更多的全球性問題，如「哪些國家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國？」
在我們看結果之前，請記得，第一年有好幾千人自願參加GJP，那2800個動機夠強到通過了所有測驗並作了預測的人，可遠遠不只是隨機選出的對象。這很重要。隨機選擇確保樣本代表它被選出的那個族群。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無法假設我們的自願者反映了在美國或任何地方的一般大眾。畢竟，我們這2800 位自願者，是在一個部落格或一篇文章裡看到預測比賽的消息，然後心想：「是的，我願意花費大量的寶貴空閒時間，分析奈及利亞的政治、希臘的債券、中國的軍事經費、俄羅斯的石油與天然氣生產，以及其他複雜的地緣政治事務。我願意一年的大半時間都做這件事。而且，我願意在除了一張250 美元的禮券外，沒有實質收入的情況下做。」
我們可以相當確定，這些人並不是一般人。因此，要了解智力與知識在超級預測員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必須再更進一步。我們必須將超級預測員的智力與知識，不僅與其他預測員比較，而且要和美國一般大眾比較。
我們發現了什麼？一般預測員在智力與知識測驗上的得分，比一般大眾高出約70%。超級預測員更強，得分比一般人高出約80%。
注意三件事。第一，智力與知識上的大躍進，是從一般大眾到預測員之間，而不是從預測員到超級預測員。第二，雖然超級預測員高出一般人很多，他們的分數並沒有高到破表，而且大部分遠不及所謂天才的等級，這個有疑義的概念通常是被武斷地定義為頂尖的1%，或是智商在135 及其以上。
因此，看來智力與知識似乎有幫助，但它們在超過一定的門檻後，幾乎沒有助益──因此，作出超級預測不需要有哈佛的博士學位，以及會講五種語言的能力。我發現這個結論很令人滿意，因為它和丹尼爾．康納曼好多年前，在我開始這項研究時，和我分享的直覺極為相符──能力很強的專家，不見得是比《紐約時報》的忠實讀者更好的預測員。這應該也能滿足讀者。如果你已經讀到這裡，你很可能已經擁有正確的特質。
但有了必要的智力與知識還不夠。比賽裡有許多聰明而見多識廣的預測員，準確度比超級預測員差得多。而歷史上充滿了作出被證明相當沒有遠見預測的聰明人。甘迺迪及詹森時代的國防部長羅伯．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以被稱為「最棒及最聰明」的人之一為聞名，但他和他的同僚擴大越戰規模，堅信如果南越落入共產黨之手，整個東南亞都會隨後淪陷，而美國的安全會遭到危害。他們的確信不是來自任何認真的分析。事實上，直到1967年，才有針對這個關鍵預測的認真分析──在作出要擴大戰事的決定之後許多年。
「我們的決策基礎有嚴重的缺陷，」麥納瑪拉在他的自傳裡寫道：「我們未能嚴格分析我們的假設，當時或之後都沒有。」歸根究底，重要的不是你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而是你如何使用它。
本文授權刊登自寶鼎/菲利普．泰特洛克, 丹‧賈德納 《超級預測：洞悉思考的藝術與科學，在不確定的世界預見未來優勢》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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