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稅制是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愈來愈不公平的一個關鍵因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新作《大鴻溝》，提出這個世代難題的下一步行動！
當前的全球稅制是無法管理、不公平和扭曲的，這個稅制是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愈來愈不公平的一個關鍵因素。
世人興致勃勃地看著蘋果執行長庫克〈TimCook〉替公司辯護，他說蘋果已付清所欠的稅款，彷彿應付的稅款都付清一樣，這兩者當然大有差別。像蘋果這種資源和人才充裕的公司，盡其所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做最大程度的避稅毫不意外。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案的判決中似乎假定公司是人，因此有人的種種權利，但這種法律上的假設並不賦予公司一種道德責任感。公司就像漫畫中的塑膠人〈PlasticMan〉，無所不在，也無影無蹤，銷售產品時無所不在，申報銷售產品的獲利時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如Google，蘋果大大受惠於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提供的資源。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畢業自政府直接和間接支持的大學〈透過慷慨的慈善捐款扣除額〉；這兩家公司的產品均仰賴網路，而網路的基礎研究是政府撥款資助；它們會如此成功也有賴法律制度，包括對智慧財產權的有力保護；它們要求政府強迫其他國家採用我們的標準〈而且成功了〉，有時令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付出巨大代價。
沒錯，它們展現出色的才能和組織技術，並得到應得的名聲。當年牛頓至少會謙虛地表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現在這些科技業巨人則對自己搭便車毫無愧疚，它們接受體制的好處毫不手軟，卻不願意對社會有相應的回饋。如果沒有公部門支持，未來的創新和成長所仰賴的源泉將枯竭，社會愈來愈分裂對立的後果就更不用說了。
較高的公司稅率甚至不一定會導致投資顯著減少。如蘋果證明，它可以靠舉債來對想做的一切事情融資，包括支付股息，這是避免承擔公平稅負的手段。但是，利息支出可以抵稅，也就是說，如果投資仰賴債務融資，資本的成本和報酬都會相應改變，因此對投資沒有不利的影響。
因為資本利得的稅率相當低，股權投資報酬得到的租稅待遇甚至更優惠。企業還可以從稅法中的其他細節得到好處，例如加速折舊和研發支出。
國際社會該面對現實了，當前的全球稅制是無法管理、不公平和扭曲的。這個稅制是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愈來愈不公平的關鍵因素。美國的不公平程度顯著領先，英國也並未落後很多。
美國不再是機會之地，兒童的人生前途比其他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之所以如此，關鍵原因在於公部門的資源匱乏。
我們因為全球化而愈來愈相互依賴，這些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對之下，美國和許多國家的普通勞工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他們的實質所得年復一年地下跌，以致於美國全職男性勞工現在的所得還不如四十年前，儘管全球化在某個程度上壓低物價。我們的跨國公司已學會不放過全球化造就的所有機會，包括迴避承擔全球社會責任的稅法漏洞。
如果我們之前選擇的移轉價格制度，讓企業集團可以「編造」旗下公司買賣的商品與服務價格，藉此選擇將利潤放在某個州，那美國的公司所得稅制度將無法有效運作。
美國已發展出一種公式化制度，以就業人數、銷售量和資本財為基礎，分配全球獲利。但是，因為真正「附加價值」的一大來源是智慧財產，企業可以更輕鬆地將獲利在國際間移轉，這個公式化制度還有進一步微調的空間。
如果蘋果和Google 象徵全球化造就的機會，它們的避稅態度則使我們看清當前體制可能產生、而且正在產生的問題。
本文授權刊登自：我讀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