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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國公司優勢不再,商業市場的《微權力》正在興起!


    23 十一月 2015 商周出版

    不尋常的商業環境:被重重圍困的企業主導性

    幾十年來,雄霸石油業的「七姊妹」(Seven Sisters,垂直整合的巨型企業,包括艾克森〔Exxon〕、殼牌〔Shell〕)、「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三大」汽車製造商、三家公司操控的電視網,以及後來兩家電腦公司掌控的資訊科技業;不少行業出現這種模式:由幾家企業主導個別市場,這些公司非常龐大、富有、跨國性、穩固,要將這些巨人逐出行業,實在是異想天開。

    俱往矣!放眼全球經濟的每個行業,這靜態的結構已一去不復返,而且行業霸主爭奪戰比任何時間都來得激烈。殼牌、IBM、Sony可能仍處在行業頂尖或高端,但它們的市場權力已經走弱,對市場的支配力亦下降,因為新的競爭者大肆吞噬它們的傳統市場。再者,過去家傳戶曉的品牌也逐漸消失——再也沒有「柯達(Kodak)動人一刻」,而這只是二〇一二年化為歷史塵埃的傳奇品牌之一。

    今時今日的行業霸主名單常會出現全新的名字,而且來自之前未曾出現世界級品牌的地方:如愛沙尼亞的Skype、印度的米塔爾鋼鐵、巴西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以及西班牙加里西亞的Zara。不論新舊與否,這些領導者可以留在頂尖位置的時間也不如往昔所保證地那麼長久。

    正如義大利石油巨擘埃尼集團(ENI)執行長斯卡羅尼(Paolo Scaroni)對我所言:「當我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八〇年代當時主要的石油公司的掌舵人如何做出生意決定時,我都驚嘆他們當時怎能擁有那麼多的自由和自主權。以我今天的位置來說,今時今日任何一家石油公司的執行長所擁有的權力,都遠遠比不上我們的前輩。」

    ◆ 在任者政治權力者的優勢正在消失

    一般而言,儘管執政黨及執政聯盟擁有諸多優勢,如任免權和公眾目光等,但他們仍會失去選票,只要認同他們的選民失去熱情,同時他們的對手又掌握了可大肆抨擊的執政疏失。這種現象在近年逐漸增加:分析歐洲十七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自一九四〇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執政者競選連任時平均流失的選票不斷增加。一九五〇年代時,執政者平均失去百分之一.〇八選票;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平均損失率為百分之三.四四;至於一九九〇年代,數字已差不多倍增至百分之六.二八。一九五〇年代,這些國家共有三十五個內閣成功連任,三十七個失敗;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成功連任的只有十一個,失敗的達四十六個。負責進行分析的政治學者納魯德(Hanne Marthe Narud)及瓦倫(Henry Valen)同時指出,不論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荷蘭,或者年輕的民主國家如希臘或葡萄牙,這股趨勢同樣銳不可當;換言之,這股趨勢並不受民主經驗長短和傳統的影響。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曾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出任北約秘書長,其後轉任歐盟外交部部長。他曾告訴我:「在過去四分一世紀裡,從巴爾幹半島與伊拉克局勢、與伊朗進行談判、以巴衝突,到多宗其他危機,我看到各種新勢力及因素出現,就連最富裕以至科技最先進的強權都受到掣肘。他們(其實就是我們),已很難像以往般遂其所願。」

    索拉納所言甚是。叛亂份子、邊緣政黨、新創公司、駭客團體、組織鬆散的社會運動者、正在冒起的公民媒體、城市廣場上沒有首領的年輕群眾、過去寂寂無名突然冒起的克里斯瑪型領袖,在在攪動既有的秩序。這些人未必討喜,但都削弱了軍警、傳統電視台、傳統政黨及大型銀行的權力。

    這些就是微權力:規模不大、沒有名氣、遭到忽視的角色;但是,現在它們已找到方法減弱、約束,甚或擊敗過去指點江山的巨頭與大型科層組織。按過去的規則,這些微權力應該一無是處,因為它們欠缺規模、協調、資源、既有知名度,對於競逐權力這場遊戲,它們應該連獲得入場券的資格都拿不到,就算它們進去了,也無法留在遊戲中,因為他們很快就會被主要對手打壓或吸納。但現在事態逆轉了。確實,微權力力有未逮,許多建制裡的成員認為實屬理所當然的諸多選項,都是它們無法應用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微權力卻甚至已經勝過了傳統巨頭。

    平地一聲雷:亞拉伯之春的政治微權力啟示

    近年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群眾對參與公共事務興趣急升,而且大量過去政治冷感毫無興趣的市民會被動員起來,數以千計萬計參加比起坐在政黨開會更講求付出(在一些國家更危險)的政治活動。

    以美國為例,二零零八年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便成功動員了大量政治新丁、年輕人,他們平常對於兩黨二選其一的競選之爭並不感到興趣。除了候選人的背景及族裔,二零零八年的競選活動還有很多的史無前例:在社交媒體針創新地針對特定的選民作出特定政治廣告;使用及招募義工的方法;嶄新的籌款方式。這些過去沉默不為所動的新人類突然高度參與政治,他們也不單單只聚焦在奧巴馬登上總統一役,而是繼續狂熱。因金融危機而注入能量,或者是注入盛怒,加上不滿危機處理方法出現的不公平觀感,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且席捲世界各地城市。面對這情況,各地政府、政黨只有措手不及,苦苦掙扎去了解運動的來龍去脈及運動的運作模式之餘,更要搜索枯腸試圖吸收這平地一聲雷的大型政治活動能量。

    這種大型的示威活動最一嗚驚人、最影響深遠的一宗始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突尼斯(Tunisia)小鎮,示威不單推翻了當地政府,最後更發展至覆蓋中東各地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活動——亞拉伯之春。上百萬計過去被動、受壓抑的群眾走到最前線成為政治的主角,甘心承受極度的犧牲:不單自身性命安全有危險,甚至將他們家庭的安危也押上。有別於至今未能將政治能量轉化為政治權力的「佔領」運動,亞拉伯之春的政治覺醒確實成功帶來重大的權力轉變。

     

    本文摘自商周出版/摩伊希斯.奈姆《微權力:從會議室、軍事衝突、宗教到國家,權力為何衰退與轉移,世界將屬於誰?

    theendofthepower微權力:從會議室、軍事衝突、宗教到國家,權力為何衰退與轉移,世界將屬於誰?

    作者:摩伊希斯.奈姆
    出版社: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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