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優勢不再，商業市場的《微權力》正在興起！

不尋常的商業環境：被重重圍困的企業主導性

幾十年來，雄霸石油業的「七姊妹」（Seven Sisters，垂直整合的巨型企業，包括艾克森〔Exxon〕、殼牌〔Shell〕）、「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三大」汽車製造商、三家公司操控的電視網，以及後來兩家電腦公司掌控的資訊科技業；不少行業出現這種模式：由幾家企業主導個別市場，這些公司非常龐大、富有、跨國性、穩固，要將這些巨人逐出行業，實在是異想天開。

俱往矣！放眼全球經濟的每個行業，這靜態的結構已一去不復返，而且行業霸主爭奪戰比任何時間都來得激烈。殼牌、IBM、Sony可能仍處在行業頂尖或高端，但它們的市場權力已經走弱，對市場的支配力亦下降，因為新的競爭者大肆吞噬它們的傳統市場。再者，過去家傳戶曉的品牌也逐漸消失——再也沒有「柯達（Kodak）動人一刻」，而這只是二〇一二年化為歷史塵埃的傳奇品牌之一。

今時今日的行業霸主名單常會出現全新的名字，而且來自之前未曾出現世界級品牌的地方：如愛沙尼亞的Skype、印度的米塔爾鋼鐵、巴西的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以及西班牙加里西亞的Zara。不論新舊與否，這些領導者可以留在頂尖位置的時間也不如往昔所保證地那麼長久。

正如義大利石油巨擘埃尼集團（ENI）執行長斯卡羅尼（Paolo Scaroni）對我所言：「當我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八〇年代當時主要的石油公司的掌舵人如何做出生意決定時，我都驚嘆他們當時怎能擁有那麼多的自由和自主權。以我今天的位置來說，今時今日任何一家石油公司的執行長所擁有的權力，都遠遠比不上我們的前輩。」

◆ 在任者政治權力者的優勢正在消失

一般而言，儘管執政黨及執政聯盟擁有諸多優勢，如任免權和公眾目光等，但他們仍會失去選票，只要認同他們的選民失去熱情，同時他們的對手又掌握了可大肆抨擊的執政疏失。這種現象在近年逐漸增加：分析歐洲十七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自一九四〇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執政者競選連任時平均流失的選票不斷增加。一九五〇年代時，執政者平均失去百分之一．〇八選票；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平均損失率為百分之三．四四；至於一九九〇年代，數字已差不多倍增至百分之六．二八。一九五〇年代，這些國家共有三十五個內閣成功連任，三十七個失敗；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成功連任的只有十一個，失敗的達四十六個。負責進行分析的政治學者納魯德（Hanne Marthe Narud）及瓦倫（Henry Valen）同時指出，不論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荷蘭，或者年輕的民主國家如希臘或葡萄牙，這股趨勢同樣銳不可當；換言之，這股趨勢並不受民主經驗長短和傳統的影響。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曾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出任北約秘書長，其後轉任歐盟外交部部長。他曾告訴我：「在過去四分一世紀裡，從巴爾幹半島與伊拉克局勢、與伊朗進行談判、以巴衝突，到多宗其他危機，我看到各種新勢力及因素出現，就連最富裕以至科技最先進的強權都受到掣肘。他們（其實就是我們），已很難像以往般遂其所願。」

索拉納所言甚是。叛亂份子、邊緣政黨、新創公司、駭客團體、組織鬆散的社會運動者、正在冒起的公民媒體、城市廣場上沒有首領的年輕群眾、過去寂寂無名突然冒起的克里斯瑪型領袖，在在攪動既有的秩序。這些人未必討喜，但都削弱了軍警、傳統電視台、傳統政黨及大型銀行的權力。

這些就是微權力：規模不大、沒有名氣、遭到忽視的角色；但是，現在它們已找到方法減弱、約束，甚或擊敗過去指點江山的巨頭與大型科層組織。按過去的規則，這些微權力應該一無是處，因為它們欠缺規模、協調、資源、既有知名度，對於競逐權力這場遊戲，它們應該連獲得入場券的資格都拿不到，就算它們進去了，也無法留在遊戲中，因為他們很快就會被主要對手打壓或吸納。但現在事態逆轉了。確實，微權力力有未逮，許多建制裡的成員認為實屬理所當然的諸多選項，都是它們無法應用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微權力卻甚至已經勝過了傳統巨頭。

平地一聲雷：亞拉伯之春的政治微權力啟示

近年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群眾對參與公共事務興趣急升，而且大量過去政治冷感毫無興趣的市民會被動員起來，數以千計萬計參加比起坐在政黨開會更講求付出（在一些國家更危險）的政治活動。

以美國為例，二零零八年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便成功動員了大量政治新丁、年輕人，他們平常對於兩黨二選其一的競選之爭並不感到興趣。除了候選人的背景及族裔，二零零八年的競選活動還有很多的史無前例：在社交媒體針創新地針對特定的選民作出特定政治廣告；使用及招募義工的方法；嶄新的籌款方式。這些過去沉默不為所動的新人類突然高度參與政治，他們也不單單只聚焦在奧巴馬登上總統一役，而是繼續狂熱。因金融危機而注入能量，或者是注入盛怒，加上不滿危機處理方法出現的不公平觀感，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且席捲世界各地城市。面對這情況，各地政府、政黨只有措手不及，苦苦掙扎去了解運動的來龍去脈及運動的運作模式之餘，更要搜索枯腸試圖吸收這平地一聲雷的大型政治活動能量。

這種大型的示威活動最一嗚驚人、最影響深遠的一宗始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突尼斯（Tunisia）小鎮，示威不單推翻了當地政府，最後更發展至覆蓋中東各地一浪接一浪的示威活動——亞拉伯之春。上百萬計過去被動、受壓抑的群眾走到最前線成為政治的主角，甘心承受極度的犧牲：不單自身性命安全有危險，甚至將他們家庭的安危也押上。有別於至今未能將政治能量轉化為政治權力的「佔領」運動，亞拉伯之春的政治覺醒確實成功帶來重大的權力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