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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習會所隱含的挑戰與機遇 寺島實郎談「大中華圈」


    18 十一月 2015 上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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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眾所矚目的馬習會上,習近平於致辭時數度強調兩岸血緣,直說彼此為「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馬英九則在與談中不時提到「大中華民族」。這場會面,究竟是讓兩岸跳脫國共框架的契機,亦或是賠上台灣主體性的一場豪賭?

    馬習會落幕後,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各國媒體均展開一連串討論,敏感的釣魚台爭議再次掀起話題。日本首位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之戰略家──寺島實郎先生,更從十年前便開始關注大中華圈的發展態勢,從人流、物流、金流之動向,彙整近十年的具體觀察與分析,梳理由中國、台灣、新加坡與香港所組成的華人網絡型成長模式,並進一步點出大中華圈實體化的歷程與未來潛力。

    主文:

    早在二○○四年時,我和渡邊利夫、朱建榮便共同以編者的身分,編撰了《大中華圈──其實像與虛像》(岩波書店)。原本應該是假設性的「大中華圈」,在這十年來,迅速帶有真實性,強烈地讓人感覺到它已經變成實體。

    這十年間,二○○八年舉辦了北京奧運,二○一○年有上海世博。中國領導人的演講中,開始頻繁地使用「中華民族」的字眼,例如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本身就用「中華民族歷史性的成果」來評論北京奧運。為什麼他們現在會特意使用中華民族的字眼呢?我認為其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當然,對於中國不帶正面情感的台灣人及新加坡人為數眾多。因為就政治體制而言,台灣和新加坡都是「反共國家」,和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涇渭分明,很多人甚至對於中國懷有警戒及排斥的反應。然而在接受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的人們心中,身為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及自尊心等價值觀,開始默默成為共識。或許也因為香港回歸中國過了十五年,連台灣及新加坡人也逐漸對中華民族的表現方式產生共鳴。

    除此之外,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國開啟了的新體制,習近平於就職演說中數度使用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現方式。歐美媒體將此認定為「強調民族主義」。但單純將之視為民族主義的見解實在過於淺薄。為什麼中國領導階層在這時候開始特別強調「中華民族」的表現方式呢?我認為其中隱藏著了解中國的關鍵之鑰。

    開始具有政治性意義的大中華圈──隱藏於尖閣諸島(釣魚台)的問題

    說到大中華圈開始具有政治涵義這一點,就不能不提到CCTV節目曾特寫拍攝香港活動團體高舉旗幟的一幕。日本電視台等媒體僅單純解讀為社運人士登島,我想應該是不知道那面旗幟所代表的意義吧。那面旗子上寫著「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簡單來說,它是全世界中華民族的人們團結一致保護尖閣諸島的團體名稱。光看旗幟上面的字,應該會有人聯想到,它是對著看得懂漢字的全球華人宣傳保釣運動。

    台灣的馬英九總統曾以尖閣諸島歸屬問題寫了博士論文,我曾經與他當面談過幾次,他的專業程度,甚至讓我感覺如果一不留神踩到這個問題,很可能會演變成一場棘手的辯論。面對此議題,馬英九無意與中國在政治上合作,進一步炒作尖閣諸島的問題。台灣和中國切割,同時主張優先確保尖閣諸島區域內的漁業權,允許漁船在這個區域內活動。此外,台灣也開始提倡,在台灣擁有主權的前提下,日本與台灣和中國之間應該坐下來協議領土的問題。

    這時需要注意的是,被稱為華僑、華人的人們,在全世界發展成六千萬左右的人口,而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漢民族。在他們的觀念中,始終認為漢民族擔負了中華文化核心的角色,而這種自尊心可以說比任何人都來得強烈。對於中華文明潛藏著如此意念與熱情的人,對他們來說,就如同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共同使用「中華民族」這個關鍵詞,中國政治核心所傳達的「中華民族歷史性的成長」或是「中華民族抬頭的時代」,在他們的心中必定造成極大的迴響。換言之,我發現中華民族這個關鍵詞,逐漸成為整合多民族國家中國的理念,甚至一併將華僑及華人納入視野,創造出一種共有的躍動及驕傲感,大中華圈這個名詞具有的神奇廣大能力,似乎開始帶動不得了的大事。

    大中華圈這個名詞的使用,象徵了以往中華民族的人們所形成的區域經濟及產業合作,但是在這十年左右,大中華圈內的人流及物流倍增,在這樣的過程中,金流方面也吸收了來自於台灣、香港、新加坡的資金,使這些地方對於中國的對內直接投資超出六成,甚至進一步開始具有政治上的涵義。全球華人保釣聯盟的團體名稱,不論是不是單純的口號,名稱本身帶有的意義及背後開始運作的角力,都值得我們注意。

    一九九○年以後,中國開始注意並且政治性地利用大中華圈

    我認為,中國政府自邁入一九九○年代以後,才開始意識到大中華圈的概念。

    轉折點出現在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一九八○年代後半,全球冷戰的情勢已經浮現結束的態勢,社會主義的東歐及蘇聯也因為民主化運動而劇烈撼動了原本的政治體制。當時的中國在一旁看到如此景況,處於「千萬不能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的焦慮感之中。保守派的大老們心生恐懼,倘若導正官僚特權體制及腐敗的民主化運動升溫且持續下去,原有的體制將可能無法繼續維繫。後來元老派成功地反擊了改革派,當時的政治領導人鄧小平也在元老派的意見下,放棄民主改革的領導人胡耀邦。對於天安門廣場上集結超過一百萬人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國政府採取了武力鎮壓。

    對於天安門事件的發生,當時回歸中國在即的香港民主社運人士及台灣政府,皆提出強烈的抗議。彷彿呼應這股抗議的浪潮,全球華僑、華人也對中國本土政府感到幻滅及反彈。中國政府不得不接受這股衝擊。當時,或許是以華僑、華人為核心的大中華圈和中國本土之間的關係降到最冰點的時期。

    天安門事件的次年,一九九○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的成立大會。人民大會堂裡,聚集了全球的華僑、華人代表,未必全都是共產黨的支持者,另有立場迥異的人們,該大會強調今後將進一步重視海外交流的工作。

    中國的真心話應該是──「如果可以的話,民主化運動等棘手的事情,不要帶到中國來,只把資金及技術提供給中國」。中國大概是在這樣的大中華圈藍圖下,成立了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對於中國而言,開始意識到大中華圈的存在,並以積極的方式利用,應該是在一九九○年十一月的時候。

    天安門事件已經過了二十年以上,大中華圈處於實體化的新局面,中國開始展現政治意圖,利用大中華圈網絡,針對尖閣諸島等問題,將自己的主張對著全世界發聲。

    對中國而言,大中華圈是兩面刃

    大中華圈的相互交流及相互依賴持續進展,合作關係也越來越深化,越來越容易受到彼此的影響,產生了所謂的「相互依賴過敏症」。雙方都必須有所覺悟,彼此的關係已經演變成沒有對方將活不下去的地步。中國越是蒙受來自於大中華圈的好處,越是必須對大中華圈有所顧慮。中國將大中華圈當成網絡運用之後,大中華圈的影響亦一步步滲透至中國內部。

    大中華圈之中的香港及新加坡,曾經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同時也是英語圈,是已經實現一定程度民主化政治體制的區域。台灣曾經被說是國民黨獨裁專政,但是已經透過人民選舉,成立了民選政權的民主政府。存在於民主化區域的大中華圈,還有海外六千萬的華僑、華人體系,幾乎都居住在民主化的國家或地區,以「自由、民主、均富」為價值所在。

    因此,中國想要大中華圈照著他的意思運作,未必能如其所願。現今的氛圍以經濟上的相互利益為優先,認為彼此相互合作較為妥當。中國需要大中華圈,所以想方設法往大中華圈靠近。但是所謂「物極必反」,越是想拉攏對方、利用對方,接下來自己也會受到影響。

    大中華圈一年有一億二千萬人相互往來,中國本土的人走訪大中華圈,大中華圈的人也造訪中國本土。隨著資訊交流的密度越來越深,中國人開始反省自己的國家,開始客觀地了解自己的缺陷。以往的價值觀以打造經濟穩定的中國為優先,而非追求民主主義及人權,在掙一口飯吃的價值觀之下,凝聚了社會的團結,但是一旦社會開始步入成長軌道,人人便萌生自覺,對於民主及人權的關心度也日益提升。中國以往始終維持一黨統治,透過經濟成長壓抑社會問題,但是經由改革開放,國家的藩籬已經迅速淡化,共同擁有中華民族認同感的人們開始密切交流。對中國而言,大中華圈的存在就像是兩面刃,我們必須清楚認識這一點。

     

    ──文章摘錄自《大中華圈:從網絡型世界觀,窺探台灣的未來

    sssdd54大中華圈:從網絡型世界觀,窺探台灣的未來

    作者: 寺島實郎
    出版社:上奇時代

    圖片來源:presidential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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