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富豪帶給社會的成本
好幾個世代以來，人們終於首次認真辯論超級富豪帶給社會的成本。美國這方面的辯論非常熱烈，2012年有66%的人口相信貧富發生衝突，高於2009年的47%。只有43%的美國人仍然認為人有可能會富有，「主要是因為他們本身努力工作、胸懷大志或者受過良好的教育」。約46%的美國人相信並非如此，另外一1%無法確定何者為真。愈來愈多人正在了解富人如何降低他們的應付稅率、削弱工會的力量，以及曾有一段時間，理直氣壯地表示避稅是可接受的行為。
在英國，要成為頂層1%的成員，你的稅前家庭年總所得需要有16萬英鎊左右。這個估計值適用於沒有子女的夫妻。要是你單身，可以用略低一點的收入躋身1%的行列。如果有小孩，你會需要略高一點的家庭所得。這些統計數字，以及近來99%內部貧富不均縮減的證據，全部來自財政研究所。根據這個權威機構的數字，當巨富更加有錢，我們其餘這些人的分配就更為均等。但當非常頂層的人繼續取走更多，99%內部更加均等，對我們幾乎沒什麼好處。
英國一般大眾現在比有紀錄以來的任何時候，更加肯定貧富之間的差距不合理，而且每過一年，肯定的看法更為強烈。2010年，接受英國社會態度（British Social Attitudes）年度調查的受訪者，有75%表示所得差距過大。到了201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82%，最重要的是，只有14%同意差距「差不多合適」。七個人當中，只有一個認為富人富得有道理，而那些少數人裡，大部分似乎不曉得1%巨富生活過得有多好，即使和略遜他們一籌的人相較過得有多好，也不知道。
英國愈來愈少人相信富人創造的財富，我們其餘所有這些人也能分得一杯羹，但他們之中有些著名人物，卻利用他們的地位，推廣這樣的想法。許多千萬富翁在財務上支持右翼智庫，為他們發聲。人數更少、更富有且影響力很大的一群超級巨富，擁有報紙和電視頻道，但現在都面對日益升高的反對聲浪。
自2006年1月以來，世界各地發起的抗議行動，絕大多數的核心議題都圍繞著經濟正義。2006年，全球只有59件大型抗議行動。2013年單單上半年，就有112件規模類似的抗議行動。六年內，全球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增加了約四倍。這些抗議行動「在較高所得的國家更為普遍」─大部分1%巨富住在這些高所得國家。為什麼會這樣？
世界各地的示威者之間，社會凝聚感愈來愈強，因為大多數富裕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現在受苦於貧富日益不均。2008年以來，美國和英國的富人在持股價值下跌飽受震撼之後，設法讓自己遠比從前富有。與此相反的是，英國甚至在2008年之前，99%內部的貧富不均已經下降。但是2008年之後，1%和其他所有人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才明朗化。巨富家的僕從即使八面玲瓏，現在領的薪酬也愈來愈低。
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分配和2008年相比，除了更為均等，也變得更窮。一個世代之內，英國底層的99%，現在更為相同。我們約99%的人日益「同舟共命」。頂層1%的人愈來愈不是這個新的嚴峻常態的一部分。正如IFS的經濟學家2013年解釋的：「過去20年，底層99%的貧富不均已經下降：2011／12年底層99%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0.30，比1991年低5%。」。他們指出，到2014年，考慮不同的通貨膨脹率，2007／08年到2013／14年之間，接近所得分布頂層和底層的人，實質所得的跌幅幾乎完全相同。
2011／12年，英國沒有子女的一般夫妻每週勞動所得是442英鎊，合一年略低於2萬3千英鎊（見圖1.1）。在所得分布的中段，人們支付的稅款通常和他們領取的福利金額相同。英國最貧窮的十分之一家庭，幾乎沒有勞務或者民間養老金所得（這些數字包括家裡只有養老金受領人的家庭）。他們完全得依靠國家才能生存。將福利給付考慮在內，有資格領取國家養老金的夫妻，如果也申領他們有資格領取的1.75英鎊養老金，則一週有222英鎊的所得。他們是英國最貧窮10%家庭中最富有的無子女夫妻，一年有1萬1千5百英鎊生活費。如圖1.1，他們靠最富有的10%無子女夫妻平均每週所得的五分之一左右生存。
貧富不均可以用許多方式衡量，而這可能引起混淆。有許多不同的數字可以使用。如果比較富有的夫妻支付的私立學校學費或養老金提繳費用可以從所得稅扣除，那麼剛剛引用的五分之一比率很容易就會降低，或者，如果使用全部最高10%的平均所得，而不是使用最高10%的中位數（中點）夫妻所得，貧富不均看起來就會高出許多。把子女考慮進來，情況會更加複雜。最後，計算貧富不均量數（例如基尼係數）的整個分布狀況，往往令更多讀者目瞪口呆。
幸好複雜的所得分配不均基尼係數（以繳納稅款和領取福利給付，並經家庭人數調整後的量數為準），和最富有1%每年總所得的簡單量數，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關性。當1%的收入占國民所得的百分率降低，其他人的貧富不均就會下降，因為沒有其他群體的所得會高於最富有的1%。所以只看1%所占的百分率就夠了。由於對有效的社會政策來說，它可能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標的，所以它甚至可能是我們可以考慮的最佳貧富不均量數之一。
英國每年花一千多億英鎊供養1%富豪
我們每年負擔頂層1%的總成本是1千1百億英鎊；這個數字，是他們的平均勞務加非勞務所得36萬8,840英鎊，乘以約30萬人（占英國3千萬勞動人口的1%）而得。這個數字遠高於頂層1%受僱員工一年的平均基本薪酬13萬5,666英鎊，而且以實質所得計算，自1986年以來已經增為兩倍。這是因為1%許多人除了薪水，還有年度獎金或其他的所得來源。而當他們的獎金受到歐洲法律的威脅，他們會設法規避法律，甚至得到英國政府和稅務機關的默許。
頂層1%中，一大部分收入來自勞務的人，我們知道有80%以上是男人。而且，隨著1%的所得占比升高，1%內那些男人所占的百分率也升高。1%也愈來愈老，現在大多在50到64歲之間；而且1%之內，人數最多、成長最快、待遇最好的一群人，是在金融業工作。經常在電視螢幕上亮相的那些少數人，正是這群人的典型代表：年老、男性、白人，而且─經常─在銀行業工作。
要了解頂層1%用掉多少錢，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可能有幫助。這個例子或許可以是：拿那些錢來給每個孩童施打疫苗，或者終結全世界的饑餓，會有多少好結果─但是從超級富豪的財富分享一些出來給數以千萬計、數以億計的人受惠，我們很快就知道這種比較毫無意義。世界人口將近80億，1千1百億英鎊丟出去，有如滄海一粟。但是與其思考所有這些錢最能緩解痛苦的可能用途，且讓我們將眼光拉回英國，舉一個有點離譜，但我希望有幫助的例子。
不妨猜猜，以養活1%的相同成本，能夠供養多少王室家族。2013年的王室津貼是3,330萬英鎊。政府給王室家庭這筆錢，以履行女王的職責，包括維護有人居住的皇家宮殿：白金漢宮、聖詹姆斯宮、克拉倫斯宮、馬爾伯勒宮馬廄、肯辛頓宮居住區和辦公區、溫莎城堡、溫莎的家庭公園和大公園內的建築，以及漢普頓宮馬廄和牧場。
共和黨人估計，連王室家族遠親在內，一年真正的成本是2億240萬英鎊。他們把保安費用和蘭開斯特公爵與康沃爾公爵的收入都算在內。假設我們大致取兩者中間的數值，估算王室成員花費的成本低於共和黨人所說金額的一半，卻是保皇黨人喜歡說的金額的三倍。這麼一來，維持王室家族一年要花掉1億英鎊左右。因此，以英國最富1%的錢，可以養1100個王室家族。
1100個王室家族，聽起來當然是個離譜的數字，卻能讓你對人口中一小撮1%每年的所得之多有個清楚概念，而且，超級富豪甚至不會微笑和揮手、很少開放建築供人參觀、絕對不容許民眾走進他們的宮殿，也不會邀請平民百姓參加花園派對。許多人反對設置王室，部分原因在於成本上的考量。然而，基於同樣的考量，他們應該看看1%，因為這些人比所有的王室成員合起來貴了一千倍以上。
如果要相信一小部分人分走這麼一大塊蛋糕有其道理，那就必須先相信那1%具有某些非常特別的東西，所以擁有那樣的收入和財富是站得住腳的。雖然愈來愈多人認為他們的富有程度不合理，但不幸的是，很多人的確這麼相信。相信有錢人富得有道理，造成的影響是腐蝕社會的肌理。一大部分人已經開始相信窮人沒有權利住在我們最昂貴的城市中心附近，而且將來的首相有可能宣稱，削減社會中最貧窮的人的福利給付，是某種道德使命的一部分。
貧富不均和頂層1%不是相同的現象；它們甚至不是以不同的方式衡量的同樣事情。我們的社會總是會有頂層1%，但是貧富不均可以多一點或者少一點。當1%的一些人動用他們的資源，指貧富日益不均是件好事，就會製造一個毒害人心的反饋回路。他們表示，你只須掙更多錢，就會爬上階梯。事實並非如此。只有別人往下掉，你才能往上爬。頂層1%的人數是固定的。除非退休，極少人樂於接受收入下跌，而且英國和美國的頂層1%最近展現了他們是最有能力和經濟危機反其道而行，確保收入繼續增加的一群人。
我們以前見過這種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前的貧富不均不斷升高的時代中，貧窮與日俱增。它們掀起的衝擊波浪，在全世界所有富裕國家之間迴盪。現今，只有一些貧富非常不均的國家出現與1930年代富有國家類似的過高水準。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貧富不均，居世界之冠。歐洲其餘國家和日本告訴我們，反過來是有可能做到的。在瑞士等地方，最富裕的1%占國民所得的百分率，只有英國的一半。原來我們可以有許多銀行從業人員，卻不必支付那麼多薪資；而且，瑞士的銀行從業人員雖然平均薪酬低得多，卻不像美國和英國的同行那麼愛肇禍惹事。
儘管富人能夠創造一種特別的財富──為自己撈進更多的財富──卻沒有一部永遠動個不停的機器，會使頂層1%乘著薪水和不動產價值的自動扶梯，年復一年愈來愈富有，而且所得占比愈來愈高。我們找不到一條鐵律說，其他每個人必須在時局嚴峻的時候往下走，並且淹死底層的人。
邁向更公平的社會
異常高薪的銀行家，正是引爆英國金融危機的人
2013年11月，倫敦保守黨市長強生發表談話，解釋為什麼他認為貪婪是一件好事：不管你喜不喜歡，自由市場經濟都是唯一的選擇……沒有人可以忽視那種競爭的嚴酷，或者它不可避免加劇的分配不均，（但是）頂層1%繳了將近30%的所得稅；最頂層的0.1%─只有2萬9千人─更貢獻了全部稅收的14%。
他的言下之意是：搶得最多的人，經由課稅，即使不情不願，也回饋最多。
事實上，富人不是非常樂意繳稅，而且取走的當然遠高於他們繳的稅。我們也很難說他們賺得用於繳稅的錢，不是靠辛勤工作，而是使詐得來的。所得稅只占政府歲收總額的26%─國民保險提存收到18%，增值稅收到17%。富人繳的稅占所得稅那麼高的百分率，是因為他們十分賣力提高取走的部分，並且吃掉可拿的那麼多錢，結果現在的所得非常高。由於增值稅和其他的累退稅項，所有家庭中最不富裕的20%，有36.6%的所得用於繳稅，而最富裕的20%家庭繳納35.5%。強生所提占全部所得稅收入的30%，等同於政府總收入的不到8%，所以頂層0.1%無法貢獻全部稅收的14%。強生說的話是錯的。當我們談的是數字，而不是口才，他不是「頂層玉米片」。
強生繼續表示，說他希望見到更多的社會流動：「回到我的玉米片包中，我擔心有太多玉米片沒有獲得夠好的機會，力爭上游邁向頂層。」他的比喻比他所想要貼切。和人一樣，一片玉米片和另一片之間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發言表示只有頂層才真正有價值，是十分荒謬的事。你可以對強生嗤之以鼻，說他不過是個小丑，但他可是有許多支持者，而且懷抱務實的期望，想要成為下一任的保守黨領袖。他審慎遣詞用字，以迎合核心支持者的信念，但我們無法得知他本人是否真的相信那些鬼話，或者只是在意識上欺騙自己。他可能只是渴望握有權力，想要用他的言行舉止贏得選票。
強生講完話的隔天，歐洲銀行管理局發布資料，指出2012年英國有2714名銀行家各賺得超過100萬歐元（83萬3千英鎊），人數比2011年多11%，而且是到目前為止歐洲國家中最高的數字，以及排名第二的德國的十倍之多。2012年，倫敦收入最高的銀行家的平均總所得─包括薪水、養老金和獎金─激增35%，成為195萬歐元（160萬英鎊）。那一年，瑞典只有11名「投資」銀行家賺得超過100萬歐元；西班牙有37名；法國有117名；德國只有100名；英國卻有2188名。歐洲賺得這個金額的526名非投資銀行家，全在英國。所以英國不正常。
英國《金融時報》一百種股價指數的採樣公司執行長也有類似的趨勢，2000年到2012年，每年的總薪酬增加五倍，平均值達到420萬英鎊。接下來待遇次佳的150位英國企業執行長，薪酬也上升很快，但不如前者快，2012年的平均值為110萬英鎊。保守黨下院議員諾曼報告了這些統計資料，而且和強生不同，他解釋：「沒有可靠的研究發現資深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與企業的長期績效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英國這個非常昂貴的問題，也就是1%薪酬過高，表現卻欠佳，歐洲其他國家已經在很大的程度上避開了。他們不只在直接的財務上顯得昂貴，造成的破壞也很昂貴。給他們最多錢，他們反而最貪婪，而且不可能抑制他們身邊人的貪婪（以免自己的貪婪曝光）。這些異常高薪的銀行家，正是引爆英國金融危機的那些人。隨後的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醜聞，更使歷年來市場上所有的金融詐欺相形見絀，而且現在的外匯交易醜聞可能一樣嚴重。英國銀行的負債仍然是歐洲國家中最高的。給最高的薪酬，卻沒有貢獻最好的結果。……
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英國是個怪胎。聯合政府在降低非常有錢者的所得稅率到45%之後，更嚴格削減窮人的福利。結果使得頂層五分之一的一些人到2016年止，所得略為增加，其他每個人卻變窮。這個結論是根據預算責任室本身對政府政策所做的評估結果。在英國，精英對本身的自私行為恬不知恥。歐洲其他地方的緊縮措施分散得比較好，結果是整體的痛苦減輕許多。
長期而言，由於支出縮減，受害最大的是孩童，而不是工作中的成人或老年人。目前實施中的財稅、福利和其他支出措施，對於有子女的家庭影響大得多，而這樣的家庭只占英格蘭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一，卻得承受削減支出約三分之二的痛苦。
平均而言，無子女夫婦的淨所得會減損4%，有子女的夫婦損失9%，單親父母損失14%。單單支出縮減，就相當於頂層所得十分位數的有子女夫婦淨所得減少20%，但底層十分之一的淨所得損失9%；對單親父母來說，這些數字分別是2%和11%。由於這樣的影響，英格蘭兒童事務專員2013年6月表示：「我們認為財稅／福利改革的整體衝擊，可能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不歧視。」政府的少數措施將協助一些孩童度過早年階段，並且增加若干教育支出，但絕大多數的措施將傷害更多人，尤其是最貧窮和第二貧窮的十分之一孩童，而單親父母的子女受害遠高於雙親俱在的孩童。
有一個群體，受到的打擊甚至比英國的孩童還糟：最年輕的成人，自從這次經濟衰退之後，二十多歲的成人所得自2007／08年以來下降得比其他任何年齡群要快。雖然這群人有約四○%和父母同住，而且因此往往有助於緩和家庭所得減少造成的衝擊。
家裡有年輕成人的家庭實質中位數所得在接下來四年內減少12%，而前六年都沒有成長。但是因為健康不良而受害的人，則是65歲以上的長者，尤其是比較貧窮的年長婦女，儘管養老金維持不變，預期壽命卻節節下降。如同前述，到府訪視縮減和年老長者健康惡化的關係十分密切。幾乎每個群體11%除外─承受的痛苦都增加。
當一個社會像英國現在這樣分配不均，貪念就會油然而生。隨著貧富不均升高，已經位居頂層的人，行事作為會更是出於貪婪之心。貧富不均的來源，是未能控制貪婪的念頭。儘管已經擁有那麼多財富，他們還是經常覺得自己需要更多錢。由於世間的身分地位和敬重日益只以金錢的多寡來衡量，他們才會這麼認為。僅僅三十年之前，當時的工黨領袖基諾克說：「如果佘契爾夫人週四勝出，我警告你們不要當普通人。我警告你們不要當年輕人。我警告你們不要生病。我警告你們不要變老。」他並沒有講出最具先見之明的話：「我警告你們不要和佘契爾夫人的孫子一起長大成人。我警告你們接著不要成為年輕人，接著不要念書，接著不要想找令人滿意的工作，或者接著變老。」
在佘契爾夫人的政策使富人變得有錢得多，並且剝奪窮人的許多權益之後，基諾克的話不再是警告，而是事實的描述。要是他當年知道的話，他可能會解釋說，在貧富比較均等的社會中，人們會遠比從前不須唯利是圖。當貧富不均升高，更多的人會比較不關切他們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
在富裕世界的金融崩潰之後，OECD三十個國家只有六個見到市場（繳稅和領取福利之前）所得分配不均下降。在所有的OECD國家之中，金融崩潰之後頭三年內，西班牙的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上升得最快。愛爾蘭的市場所得分配不均增幅最高，但是國家採取行動，導致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升高的幅度相當溫和。
貪心的人利用這次崩潰，變得更加有錢，除了以便宜的價格購買資產，也從別人的貧窮中賺得新的利潤。但事實不只這樣。另外十來個國家採取的行動，使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下降，冰島下降得最為激烈，扭轉了市場所得分配不均的變化。富裕世界中，每個國家處理相同震撼的方法也非常不同。這次崩潰傾向於推升分配不均，但是各國在緩和這方面的增幅上，表現優劣差異很大。
那麼應該做些什麼事？其中一個選項很簡單，就是任其發展，等到倫敦的物業平均價格倍增為每棟房屋一百萬英鎊，退後一步，最後則是眼睜睜看著有史以來最大的泡沫爆裂，加上倫敦的銀行和金融部門僅餘的信用掃地，因為它們在阻止新的泡沫脹大方面，什麼事也沒做─然後期待遭到嚴懲和比較貧窮的這個國家再度變得較為均等。但這是巨大的賭注，可能使我們的未來更為貧窮，甚至貧富更為不均。
99%的頂層每況愈下，以及掉出1%的那些人，需要怎麼樣才會明白即使過著健康生活和擁有相對高薪工作的許多人，也有衰落的一天？現在，如果像他們那樣的人摔個大跟頭，他們只歸咎於運氣欠佳，最後他們會明白這是無法永續的系統造成的，尤其是當他們放眼子女和其他親戚大起大落的經濟命運之後。
在世界上最富裕和貧富最為不均的國家中，頂層的人經常說，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像他們那樣的人太多，原因要不是生了太多孩子，就是移民過多。這是精英們的老生常談。艾登堡祿最近更巧妙地說：「我們是人口如此稠密的國家……世界就只是那麼大。你根本不可能永遠繼續增加，所以一定要有什麼事情來阻止它。
不是我們可以阻止它，就是自然世界會為我們去阻止。」艾登堡祿相當富有，身為1%的一員，英國廣播公司的網站引用他在「今日」節目上說的話。當他表示「我們可以阻止它」，他的「我們」概念可能不是很廣。我想，我們可以阻止貧富不均升高，而且我知道人口的成長正迅速減慢；但是要阻止危機來襲，部分要務是抗衡經濟地位像艾登堡祿那樣的許多人所表示的看法。……
有許多正面跡象顯示人們慢慢理解，我們必須幫助富人少拿走一些。但我們面對一個阻礙進步的重大問題：沾沾自喜。為了長期改善，我們有必要保有憤怒感。不要因為一次小小的勝利（西班牙的鎖匠、冰島的人民議會、愛爾蘭的土地稅、美國的新形式抗議），就自鳴得意，以防在你知道之前，貪婪的人就搶回你解放出來的一點小財富，並且鑽進另一個財稅漏洞。左派、綠黨、無政府主義者看起來像是陰鬱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害怕自滿和順從。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更強烈相信可以取得更美好的結果─就像女權主義者、反種族主義者和民主黨人。
本文授權自聯經出版/Danny Dorling《1%：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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