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傑明四歲那年開始拉小提琴。我母親是小提琴老師，我和我哥哥小時候也都學過，其中一個哥哥後來更成了交響樂團的指揮。然而，班傑明學小提琴純屬意外，因為我家隔壁就是音樂學校，每天都有小孩背著小琴盒進進出出，實在令人好奇。班傑明很想試試看，我也樂於從命，看他自己愛學多久。不過我和大衛都不想給他壓力，逼他每天練琴。
隔年我們搬到日本，班傑明決定繼續學琴。一開始是在鈴木音樂教室，但那位老師要求很高，教得卻很含糊，常讓班傑明一頭霧水，我也摸不著頭緒，我們母子倆都覺得不合適。後來我們找了一位在東京教琴的法國小提琴家，但他的琴房老是飄著煙味。班傑明的練琴時間一直不夠，而他練得愈少，就愈提不起興趣。
回到美國沒多久，就在班傑明打算放棄小提琴的時候，他上了一位芬蘭小提琴老師柯茜的課。柯茜很懂得恩威並濟，但從來不會拚命讚美班傑明。那不是她的作風。
柯茜的做法很實際，直接向班傑明解釋練習有什麼好處。她有一天很認真地跟班傑明說：「你看。」接著便嫻熟地畫了一張圖表，跟他說只要週一專心練習某一段十次，週二就只要練習八次便能維持相同水準，甚至更進步一點。接著她又畫了一張圖表，讓班傑明看到只要一天沒練習，技巧就會下滑多少。不只損失一天的鍛鍊，連之前累積的成果都會不見。
柯茜告訴我們：「犯錯沒什麼好怕的，錯誤會告訴你事情。」犯很多錯誤不表示你能力不夠，只表示練習時必須更講策略，確立目標。犯錯往往表示一次學習太多，最好下修目標，每次熟習兩到三個技巧就好，縮短練習的段落。目標明確的小段練習雖然只能緩慢提昇熟練程度，但比連續練習一首曲子好幾次還有效果。
柯茜的口頭禪是：「永遠不要低估孩子。」要相信孩子有能力滿足別人設下的期望，但也要確定設下的期望是可達成的。柯茜非常注意孩子的表現，會酌情修改目標和策略。但她最終的目的還是提供工具（包括訊息、暗示與指引）給班傑明，讓他學會為小提琴負責，並懂得激勵自己。班傑明到現在還是很喜歡練琴。
認識柯茜幾個月後，我去了芬蘭一趟，發現那裡的教育制度背後的指導原則跟柯茜的做法很像。芬蘭人認為當孩子有學習動力，並有工具協助他們做出負責而有效的決定時，孩子的學習效果最佳。老師和大人們努力和孩子建立關係，尊重孩子，創造最優良的學習環境，以幫助孩子實現潛能，獲得成功。芬蘭人將孩子視為國家最珍貴的資產。
芬蘭教育的成功之路
在外人眼中，芬蘭教育似乎充滿矛盾，因為它打破了許多常規。在芬蘭「少即是多」，孩童七歲才開始學習課業，而且下課時間很多（上課四十五分鐘休息十到十五分鐘，高中也一樣），上課時間也比美國短（芬蘭小學生每年的上課時數比美國小學生少了近三百小時），作業份量也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最少的。芬蘭沒有資優課程，沒有私立學校，也沒有高標的全國標準化測驗。
然而，過去十年來，芬蘭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針對全球十到十五歲學童的標準化測驗）的表現始終名列前茅，美國小孩只居於中段，遙遙落後芬蘭。不過，芬蘭小孩並非一向如此優秀。芬蘭政府幾乎從零到有，短短幾十年內便打造出這樣一個高品質、有效率又平等的教育制度。
芬蘭人教育改革的方向幾乎和我們完全相反。美國強調集中規範和外在標準化測驗，並會懲罰表現不佳的學校，芬蘭則是刻意捨棄高度集中化的教育架構及大規模的紀錄與測驗，轉而選擇聘用能力卓越的老師，並賦予他們充分的教育自主權。此外，芬蘭政府會用經費補助面對挑戰的學校，而非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學機構，並且不用外在測驗來評量學校的表現。
美國的老師和學校為了讓學生在標準化測驗表現出色，承受了許多壓力，導致許多老師「只為了考試而教書」。芬蘭也很重視數學和閱讀之類的核心科目，但其他科目同樣沒有輕忽，例如家政、音樂、美術、木工、體育和外語等等。我們在美國聽見專家呼籲增加上課時數，芬蘭卻更重視小孩在校的上課品質。芬蘭老師一年的教學時數為六百到七百小時，平均每天四堂課，美國老師則是超過一千小時，平均每天六小時。雖然芬蘭老師的工作時數和美國老師相當，花在教課的時間卻比較少，表示他們更有時間精進自己的授課能力，例如規劃課程、和同事合作或評估學生的整體進步等等。
目前芬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學生完成九年基礎義務教育，後期中等教育（十六到十九歲）的學生也有九成以上順利畢業。不只學生課業成績突出，學校間的表現差異也比其他國家還小。儘管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逐年增加，芬蘭還是不斷縮小學生和學校間的成就差異，幾乎全國所有學校的所有學生表現都一樣出色。因此，世界各國近年來紛紛湧到芬蘭取經，想了解芬蘭教育大獲成功的秘訣，我也前往赫爾辛基一探究竟。我帶著米雅和安娜貝爾，同行的還有我的朋友蘿拉和她十多歲的女兒琵帕，幫我照顧兩個女兒。
芬蘭小孩少壓力
艾芮絲和娜蒂亞是芬蘭後期中等教育的二年級生，相當於美國的高二生。我們抵達赫爾辛基當晚，就和她們約在旅館附近哈卡涅米廣場旁的小咖啡館碰面。赫爾辛基是芬蘭首都，市區古樸有序，以驚奇的建築和知名設計品牌（如艾拉比亞和馬里梅可）而聞名。跟其他芬蘭年輕人一樣，艾芮絲和娜蒂亞對美國的了解主要來自沒有字幕的美國影集（芬蘭許多人英文很好，這是一個原因）。她們聽說美國的老師比較嚴，還跟我說她們學校曾經辦過「美國週」，所有人中餐都吃漢堡和乳酪通心粉。
艾芮絲告訴我：「芬蘭青少年的權利很多。」還說覺得自己過得很好。她表示學校裡的大人都「努力傾聽我們，並尊重我們的選擇。」學生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自己作主，例如安排自己的課程進度。老師還會鼓勵他們經常變動課程，好讓學習維持趣味，甚至讓他們選擇什麼時候考試。
芬蘭學童直到十一歲才有作業和評分。即使是小學，上課時間也很零散。不少學生跟我說他們有時十點才上學，只待四小時就下課了。最近一項研究顯示，芬蘭孩童只有百分之七對數學感到焦慮，法國和日本的孩童則是百分之五十二至五十三。從外人的角度看，芬蘭的學校非常輕鬆。艾芮絲和娜蒂亞告訴我，她們放學之後喜歡找朋友玩。雖然也想在學校表現優秀，但並不感覺家長有給她們太多壓力。
芬蘭小孩對未來比較不焦慮，也就比較沒壓力。大學無須學費，而且水準通常很高。技職教育不僅沒有被看輕，反而中小學裡廣設勞作科目，清楚傳達一個訊息：芬蘭人敬重所有行業。芬蘭小孩比較沒有進入「對的」大學和擁有對的職業的壓力，使他們的童年輕鬆許多。這裡和美國不同，想上大學不必在高中時期填滿精心挑選的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放學後也不用再去補習或課後輔導好幾小時，以便贏過其他同學。但在南韓、新加坡和中國這些學習成績突出的國家，補習卻是學生生活的常態。
秘訣一：打造高品質教學
在芬蘭要當老師很不容易，政府自一九七零年代起要求所有老師必須擁有碩士學歷，在美國則不需要。只有最優秀、最有實力的人才能進入芬蘭競爭激烈的教育學程。學程共分八類，每年都有數千人提出申請，錄取率只有十分之一。想成為小學老師，申請者不僅得參加考試，還得通過面試篩選，以確定申請者具備教學熱誠和必要的人格特質，如正向態度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芬蘭每年新任教師的水準之高，獨步全球。
老師在芬蘭備受尊敬，地位不下於美國的醫師。芬蘭老師得到的支援也比美國老師得到的多。他們擁有更多自由，可以自己設計課程和上課策略。教師養成需要五到七年。芬蘭人並不認為老師的薪資應該視其表現而定，因為他們相信教書是一門藝術，無法用學生分數之類的量化標準來衡量，而且芬蘭政府每年還會投資三千萬美元加強老師的本職學能。芬蘭人期望老師不只是教書，還是教學現場的第一線研究者。
莎拉．艾波蓋特是華盛頓州的老師，也是學校圖書館員，二零一一年取得傅爾布萊特卓越教學獎助計畫到芬蘭待了幾個月，造訪當地學校。她告訴我芬蘭的新老師會受到大量觀察，讓她非常驚訝。「我去一個一年級的班上，教室後面真的坐了七個大人在看。」莎拉接受我電話訪問時熱切地說。「包括該科目的主任教師、大學專科教師、大學督導及兩名實習教師。課一上完，他們就立刻聚在一起討論上課狀況。」莎拉問主任教師是不是打算坐一整堂課，主任教師不可置信地說：「我不能離開教室，不然怎麼知道老師教得怎麼樣？」
在美國，實習老師和新手教師通常只能自求多福。他們缺乏前輩指點，也不會有大學時的老師來看他們在新工作的表現，強化他們的教學技能。然而，莎拉發現芬蘭卻將之視為教育學程老師的工作重點，也就是幫助學生（實習老師）順利展開教學生涯。教育學程的老師會先讀過上課計畫，觀察學生的實際教學狀況，並於課後跟學生討論。莎拉滿心讚嘆地跟我說：「這套教育學程是高度監督式的。」芬蘭的教育學程一開始就施以密集訓練，之後並持續加強新老師的本職學能，使得新老師個個都能肩負重任，在教學上獨當一面。
秘訣二：課程多樣有助於創造力
我在芬蘭時造訪了考尼亞倫的一所小學、中學和後期中學，以及拉提市的一所小學。考尼亞倫位於赫爾辛基郊區，拉提則是距離赫爾辛基一小時車程的一座小城。
我剛踏進考尼亞倫那所中學（綽號「夢想中學」）的校門，芬蘭語老師麗莎就出來迎接我。麗莎和藹可親，穿著整潔舒適的衣服，渾身散發自信。我們沿著明亮乾淨的走廊走向教師室，沿途都是下課的學生。他們或坐或站，都在聊天或看手機。幾名學生攔住麗莎，跟她打招呼或問她問題。雖然他們都急著和她攀談，但也很有禮貌，小心不妨礙到我和她。麗莎全神貫注聽每一位學生跟她說話。
最後我們總算到了教師室，麗莎向我介紹她的同事瑪裘。瑪裘笑容可掬，年輕朝氣，是一位很有活力的女生。她用字正腔圓的英語告訴我：「我們必須教導學生成為能面對未來各種狀況的人，重點在提供資源和工具，讓他們擁有美好的未來與人生。」
學校每年都會挑選一個重點項目，二零一一年是創造力。瑪裘告訴我：「我們安排了許多特別活動，希望讓學生更有創造力。我們需要能想出新觀念和未來科技的人，並鼓勵孩子思考更開放。」瑪裘和其他芬蘭老師告訴我，他們希望孩子能善於學習如何學習。
夢想中學跟芬蘭其他中學一樣，必修科目包括芬蘭語、瑞典語、英語、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地理、歷史、社會科、工藝、美術、家政、音樂和體育，其他外語則為選修。芬蘭人認為要充分教育一個人，培養生命的寬度與深度，這些科目是絕對必要的。學術味較淡的學科（如工藝與音樂）一樣不可或缺，因為老師認為創意學習能提昇孩子所有層面的表現。
琳達．達令哈蒙德博士也同意這一點。她是史丹佛大學教育系教授，也是知名作家和美國教育權威。她在二零一二年的電視專訪中比較了美國和芬蘭的教育制度。芬蘭的課程是環繞著二十一世紀的核心技能而設計的，目的在預備孩子面對知識經濟。美術、音樂和外語之類的科目是創造以未來為導向的學習者的基礎，有助於鍛鍊「認知肌肉」。旋律與節奏能轉換成數學，外語能強化心靈彈性，提昇母語能力。達令哈蒙德教授指出：「我們覺得這些科目只是點綴，其實卻是培養積極能動心靈的關鍵，能讓我們享受別人的存在，與他們溝通，擁有藝術才能，還能以更具彈性的方式學習核心科目。」達令哈蒙德教授語帶遺憾表示，芬蘭一心「面向未來」，美國卻只看過去。
芬蘭老師認為，孩子每天要從事多種活動才有助於學習。另一位英語老師卡特琳娜陪我走到家政教室。這堂課學生年齡是十五歲，而且幾乎全是男生。今天的上課內容是煎香腸、鬆餅和雞蛋。教室裡放著廣播節目，所有人輕聲細語，靜靜做菜。幾個孩子已經做完了，正在擦拭流理台，其他孩子坐著一起用餐。老師說：「這堂課很放鬆。孩子需要這樣的時間，可以聊天、找找樂子。」
家政課的學生還要學買菜，選擇健康的食材和飯後的清理收拾，甚至還要學洗衣服。我翻了翻教科書，裡面除了異國料理的相片，還教學生如何籌辦宴會、互相自我介紹、買衣服和理財。容貌清新的瑪琳娜讓我看了她的筆記本，上頭工工整整寫滿了筆記和食譜。她說她很開心能學烹飪（她最喜歡烘焙）並學到不少生活技能，但最重要的是這堂課很好玩。
在日本和芬蘭等國，餐桌禮儀、烹飪、縫紉和採買都是學校會上的科目。他們認為這是根本條件，所有人都必須具備日常生活和獨立生活的基本常識。美國過去也有家政課，主要的授課對象是女孩子，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最為盛行，甚至以科學的角度重新改造授課方式，就連烹飪和家事也不例外。
如今，大多數美國學生已經很少接觸到家政課了（現在改名為「家庭與消費者科學」）。我們不僅認為家政課是性別分明時代的遺緒，而且認為烹飪、清潔打掃、縫補衣物和採買是基本常識，應該由父母親教給小孩即可。芬蘭的教育人士明白家長不一定有時間教孩子家政，因此他們必須確保所有小孩都有這些基本知識，以便享受健康的人生。
芬蘭小孩還必須學習一些勞作技能。用一位芬蘭老師的話來說，這些技能可以幫助孩子開放心靈。我參觀了一堂工藝課，學生剛做好泳衣和行李袋，這會兒正在針織毛毯。木工教室裡，一群十三歲的孩子正在製作椅子。另外一位老師告訴我，學生不僅「每天都要做一些令人放鬆的事，」而且這些創意活動還能讓學生在著重大腦發揮的課業之外從事另一種學習，以獲得平衡並得到休息。學校之所以好玩，是因為活動多樣，而且用雙手創造出具體實在的物品還能給學生一種成就感。
秘訣三：要讓每個孩子都成功
我在芬蘭聽過一句俗語：「任何腦子都不能浪費。」芬蘭老師會全力防止任何孩子脫節落隊，所有學生都有權要求學有專精的教師提供個別支援，而非只有課業表現欠佳的學生才能得到幫助。中學時（十三到十六歲），所有芬蘭學生每週都有兩小時的教育指導和諮商時間，而「入學準備」的意思也和美國大不相同，不是學生準備好入學，而是學校準備好滿足學生的需求。米莉亞是芬蘭媽媽，兩個孩子在美國和芬蘭兩地長大。
她告訴我，她覺得在美國經常得自己站出來幫助女兒，好讓她在學校表現出色。她必須自己發現問題，自己想辦法爭取到個別化教育計畫，努力說服老師她女兒需要多一點考試時間。但在芬蘭完全不同。米莉亞告訴我，學生在芬蘭考試時間很長，所以不需要申請放寬。她說：「美國的做法幾乎是在獎勵孩子錯誤的行為，」讓重點變成搶時間完成考試，而不是確保孩子吸收知識。芬蘭的考試更寬容，因為重點是讓學生了解並內化上課所學。有些孩子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做到這一點，老師也會努力多給他們時間。米莉亞反問道：「但在美國，學習靠的是懲罰，是拿低分。想辦法幫助孩子，讓他們能準時交作業，難道不是更好的做法嗎？考試拿丁真的能讓孩子學到什麼嗎？」
她接著說：「在美國，我常覺得自己得花上所有時間為女兒爭取一個適合她的學習環境。這裡的老師只想把她塞進某個框框，芬蘭的老師則是特別為她打造一個框架。」她女兒的學習方式在芬蘭不是問題，在美國卻成為學習障礙。
我去看了芬蘭小學的上課情形，每班學生都很喧鬧。陽光普照，拉提市的那所小學空間寬敞，寬闊的走廊方便下課的孩子成群結隊衝出去玩耍。芬蘭小學生平均每天下課時間為七十五分鐘。英文老師佩卡一邊帶我參觀校園，一邊表示他認為小孩應該經常出去透氣。佩卡熱誠直率，跟我講話的同時還不忘跟學生互動，或要學生跟我交談練習英文。他的學生都很愛他、尊敬他。
芬蘭協助孩子成功的方式是信任孩子，賦予他們各種任務，而且從小學就開始這麼做，讓孩子明白人生和學習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些任務不一定是課業，而是包括各種領域，讓孩子明白這些領域都很重要，必須認真以對。面對師長的信任，孩子也會三思而後行，做出負責任的行為。午餐時（午餐是家裡做的肉和蔬菜湯，外加黑麥麵包和沙拉），我和很有想法的五年級小女生丹妮艾拉坐在一起。她說如果餐點沒吃完就會隔天再吃，「以節省糧食」。身為學生會成員，丹妮艾拉講起學校經費可是侃侃而談。
停留芬蘭期間，我還去斯彭瓊跟漢娜喝了一杯咖啡。斯彭瓊距離赫爾辛基大約一小時車程，漢娜是當地小學的老師，年紀和我相當，個性樂觀溫暖，在學校教德文和瑞典文，也是協助高風險或問題學童的教師小組成員。這些孩子可能家庭有狀況、缺乏學習動機或有輟學的可能，而學校的做法是伸出援手，盡量讓他們融入學校生活。漢娜認真說道：「這些孩子再怎麼說也是我們的學生，是所有老師共同的責任。」
斯彭瓊小學參與了芬蘭一項名為「JOPO」的全國計畫，目的在防止高風險學生走上岔路。老師會邀請評估為高風險的學生加入這項由政府出資的計畫，每位學生由五名老師負責。漢娜表示：「我們會和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只要學生早晨八點零五分還沒有到校，老師就會聯絡學生、學生家裡或社工人員。他們希望讓孩子知道隨時有大人關心他們和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會讓學生自己擬定學習計畫和學習目標，並督促學生做到。他們會利用課外時間繼續接觸學生，和學生建立關係。漢娜說，他們有時還會採用「食物教學」，和學生分享零食或餐點，由學生負責採買和烹飪。
這些孩子還會得到許多有意義的實務經驗，以輔助他們的課業表現，維持學習興趣。他們一年可能有四十到五十年在數個工作場所實習，例如修車廠、美容理髮店或其他行業，以了解各行各業的實際工作狀況。漢娜告訴我，這種親身體驗「讓這群通常缺乏動力的學生變得非常積極。」
JOPO 四年前開辦以來，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斯彭瓊學生都順利畢業了。漢娜告訴我，計畫實施之前，高風險學生約有四分之一會輟學。這種一對一、齊力協助高風險學生的方式顯然有效，讓她非常開心。她跟我說：「就算只能拯救一個學生也值得去做。只要我們多付出一點時間和金錢，未來就能大大不同。你知道，我們芬蘭人覺得人人都有權利接受高品質的教育，不該因為出身背景而有不同。」
由於芬蘭老師有教無類，反而成功激發出每一個孩子的潛能。這就是芬蘭教育制度看似矛盾的特點。他們不強調國際競爭力或個人高成就，所有教育改革和決策幾乎都以平等為目標。美國家長必須時時關切孩子的教育進展，才能確保每一個孩子得到應得的培養，因此倍感壓力。芬蘭的孩子卻人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機會，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美國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芬蘭太小、人民同質性太高，因此往往對他們的經驗不屑一顧。但史丹佛大學的達令哈蒙德教授並不贊同。芬蘭人口和明尼蘇達州差不多，因此他們的做法應該適用於各州，更何況美國的教育改革本來就經常以州為範圍。芬蘭教育部國際事務交流合作中心主任帕思．薩爾博格是《芬蘭教育這樣改》的作者，他在書中反駁以學生族群太過多樣為藉口的教育人士，提醒他們芬蘭對移民學生的教育一樣出色，「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的成績明顯優於其他國家的移民學生，」而且平均高出四十分。
對芬蘭和美國來說，比較有意義的差別不是族群多樣性，而是貧窮。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美國有百分之廿三點一的兒童活在貧窮中，芬蘭只有百分之五點三。芬蘭人深信學生的基本需求沒有滿足，就不可能在學習上表現出色。我聽到不只一位芬蘭老師告訴我：「餓肚子什麼都學不來。」美國對學生缺乏基本全面的支援，使得許多孩子受制於困境，無法成為具有生產力的成人。
芬蘭教育制度的成功秘訣簡單得驚人，基本上依循了二十世紀初美國知識份子兼進步教學運動發起人約翰．杜威的想法。杜威的理念構成了芬蘭教育最明顯的特色：
教育是當下生活的過程，而非為了未來生活做準備。學校必須呈現眼前的生活……學校生活應該慢慢脫離家庭生活……老師在學校不是灌輸理念或塑造孩子某些習慣，而是處在孩子之間篩選各種可能影響他們的力量，並協助孩子適當回應那些力量。
雖然這段話是在一八九七年寫下的，現在讀來依然鏗鏘有力。教育不只是為了學問或成就，也不只為了未來想成為什麼人，而是協助孩子面對當下的生活，以便學會面對未來的世界。更驚人的是，杜威不僅啟發了芬蘭教育，也啟發了日本。原來我們根本不用到國外取經，就能找到適合美國孩子的教育理念。
芬蘭和美國最大的差別在於芬蘭小孩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派薇的三個小孩分別是五歲、九歲和十一歲，三人每天早上都會穿越一座小森林到車站搭公車到赫爾辛基市郊去上學，冬天出門時更是一片漆黑。派薇記得自己的童年生活幾乎沒有壓力。她覺得大人都信任她，讓她自己決定學校、興趣、朋友和男友的事。
因此她現在也很努力成為這樣的家長，對小孩採取放鬆的態度。連她的五歲女兒都會直接跟她說「媽，我想去看我朋友在不在家。」然後就出門了。派薇有時也不知道女兒去了哪裡，但她並不擔心。小孩會玩運動，例如足球、冰上曲棍球或滑雪，但派薇告訴我：「我們不希望他們太認真，這年紀的小孩打球應該只是為了好玩，我們希望他們能多嘗試各種事情。」派薇英文很好，她有一回在網路親子論壇讀到一位母親請教小孩要到幾歲才能讓他一個人待在溜冰場，好幾位美國家長回答「至少十四歲」，讓她大為詫異。派薇告訴我，芬蘭沒有家長還會跟在十四歲孩子身邊，開車接送他們或經常盯著他們，因為他們相信人生是孩子自己的。
我在這裡見到的每一個人都強調芬蘭的特色就是在孩子的能力範圍內，盡可能讓他們為自己的人生負責。考尼亞倫的中學生告訴我，他們很重視學校給他們空間，讓他們自己思考未來要做什麼。十六歲的比爾告訴我：「在芬蘭，家長不會告訴小孩必須做什麼。他們只會給我們建議和榜樣，然後讓我們自己決定該怎麼做。」比爾一位講話輕聲細語的同學也同意道：「家長對小孩說教會出問題，因為自己當年沒做到而要小孩成為工程師也會出問題。」
然而，許多美國家長和中國或南韓等社會競爭激烈的國家的父母親一樣，非常焦慮如果不為孩子鋪好成功的坦途，他們就無法擁有美好的人生。換句話說，就是讓孩子參加有益於他們未來的活動，安排他們的時間，確保他們吸收正確的知識與經驗。拿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芬蘭做研究的沙拉．艾波蓋特，每到一所學校圖書館就會問館員選書和網路過濾的事，因為美國家長和老師都認為他們必須擔任孩子的守門員。她回憶道：「那些館員會一臉困惑望這我，無法了解我的問題。什麼叫過濾？他們根本想都沒想過。」芬蘭人很少談到檢查和管控，也較不在意孩子接觸到的內容。對於孩子應該有什麼行為，他們的態度更輕鬆，也更包容，規矩更少。
莎拉告訴我：「這實在很有意思，因為他們其實非常注意孩童。」她記得芬蘭所有學齡前兒童在公園或戶外遊玩都會穿著反光背心，好讓大人一眼就看到或認得。芬蘭非常重視孩童的基本需求，如飲食、居住、衣物、健保和高品質的教育，並會提供社會支援。莎拉說：「這裡的初期國民教育師生比低於美國，顯示芬蘭希望盡早『面對』孩子的學習困難，而非事後補救。」之後大人還會在許多方面給予小孩大量的自主權，「逐漸釋出責任」。莎拉認為這正是芬蘭教育的特質。「美國人很怕給孩子太多選擇，因為怕孩子選錯。」
莎拉一學期後回到美國，許多看法都改變了。她明白美國老師在教學初期需要更多協助，小孩則需要更多戶外時間。「我們應該每四十五分鐘就放孩子出去跑跑。我剛到芬蘭的時候，心想這怎麼可能？那裡的老師卻告訴我，要是小孩沒有每四十五分鐘就出去放風，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教書！從芬蘭回來之後，我現在會跟孩子說，拜託，外頭氣溫又不是零下，快點出去玩。」
去了一趟芬蘭，見到那麼多大人給予孩子支持與尊重，我的看法也變了。他們有些做法很吸引我，例如有機的學校營養午餐和充足的下課時間，不過最大的心得還是見到追求平等、自由與創造力對教育的益處。
造訪芬蘭讓我更加明白所有孩童的基本需求都必須得到滿足，要有營養健康的飲食、情感支持、資源、充足的戶外時間和穩定但多樣化的活動安排。我現在曉得「學習如何學習」的重要性不下於注重事實、知識或盲從。我更相信給予孩子時間親自體驗事物、挖掘興趣，將能幫助孩子思考更敏銳而有創意。這些都是廿一世紀生活的關鍵能力。
當我試著逼孩子去做我覺得對他們有益的事，我其實不是在幫忙孩子。班傑明的小提琴老師柯茜讓我們第一次察覺這一點，而我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也不斷得到相同的體會。雖然焦慮的家長很難抗拒文化習俗的影響，覺得自己必須為孩子的未來鋪路，但每當我想要自作主張時，只要看到孩子一臉不服氣，就會明白這麼做不會有學習效果。
當我們花時間向孩子解釋為何某個方法行得通，幫助他們設定可行的目標，讓他們體會成功的滋味，相信他們有能力成大事，孩子的學習效果不僅最好，而且他們也會樂在其中，想要學習更多。重點不在孩子知道什麼。他們最需要而也是我們最該培養他們的，是求知的渴望，以及將所學應用到生活上的投入態度。
（本文出自平安文化/ 克莉絲汀．葛羅斯-駱《教養無國界：芬蘭、瑞典、德國、法國、日本、義大利……的父母，如何教出優秀的孩子？教養要有國際觀，孩子才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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